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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八旗
1强占民房
清廷下令旗人圈占城内百姓的住宅为驻防营，驻防官员于是选择了城内自钱塘门至涌金门这个居民十分稠密的城区作为营址。据《康熙仁和县志》载:"此方之民，扶老携幼，担囊负签，或播迁郭外，或转徒他乡，而所圈之屋，垂二十年输粮纳税如故。
当地百姓被强行驱逐，对满人不满者极多。
1662年旗营官员再次准备以扩展驻防城来安置一些新调来的人员，杭州百姓闻讯极为恐慌。为了保住他们的房产，驻防城附近的绅民向地方官乞求允许其出资在旗营内为新来者建造房屋。时任巡抚的朱昌柞与旗营官员商讨后同意了这一请求。
2满汉互殴
第一次发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杭州城因驻防旗人在茶叶店与人口角，纠众滋事，殴伤近二十人，于是市人汹汹，自鼓楼至盐桥皆罢市最后赖仁和、钱塘两县令出为调停，乃始开市。直到乾隆年间，这样的兵民冲突仍然屡屡发生。
在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十九日，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云：
朕闻杭州兵丁，因角口细故，与民人斗殴报复，抢夺铺户，竟至罢市。……杭城省会重地，有将军巡抚弹压，何至兵民互殴？如果有罢市情形，则兵民中必有棍徒为之渠魁，理应严加惩创。
杭州驻防八旗确实令杭州人生厌，仗着自己特权，在杭州城内胡作非为， 从1695年一直到1861年双方冲突不断，常年互殴，水火不容。
3放高利贷，侵占民田，开养蚕厂
“营债”指的是一种要求借款人以房产和家人做抵押的高利贷。旗人之所以有能力放债是因为清初他们在财政上颇为宽裕。
他们通过被称作“营线”的本地捐客把手中的银钱向杭州的升斗小民发放高利贷。迅速增长的利息常常使借款者无力偿还，旗人就乘机夺取他们的房产和妻儿，或迫使借款人投身旗营为奴。这种令人家破人亡的高利贷自然便杭城百姓极为反感。1682年，营债问题引起城北武林门附近的商民罢市抗议。而当一位目击此事的地方官逮捕了几个营线以平息众怒时，数十名旗人对他进行围攻并捣毁了他的轿子。
清末一位将军奏请朝廷取消春季演炮。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理由是演炮的噪音会震动地脉，并因此对杭州附近地区的农业和重要的养蚕业造成不利影响，而养蚕厂正是他的产业。
4成为地主
杭州八旗在18世纪初旗营马匹总数在一万以上，朝廷为此划分了大量土地作为马场。而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匹缩减至仅剩300多，这些空余的土地被八旗兵丁们出租给汉人种地，做起了地主老爷的美梦。

5结局
太平军第一次围城，旗营尽出所有之兵掠取民间，不分大小店铺、贫富居民之家，无物不要，口称非吾等打败发匪，尔等身家性命安得存全？如是者兵民抢夺约有十日。
杭州八旗最后被太平军和当地百姓一起杀绝，只留下46人。

太原八旗
以抢劫闻名。
太原城内有皇城，旗兵所驻也。器械呰窳，旗兵年久长，养子孙，与居民无异。然恃势自为风气，汉人有肩挑小贸易至者，往往为所陵，汉民久嫉恨之。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他们把附近走街串巷的商贩哄骗到满城中，然后找借口将货物一抢而空。而来钱最顺手的路子是给盗匪当“保护伞”，因为地方官没有权限搜查“满城”。所以提供庇护，坐地分赃就成了不少旗兵的生财之道。太原知府张集馨在向皇帝的奏章中就称，太原城驻防的八旗军“兵丁剽悍，窝盗为匪，肆无忌惮”。普通市民则把八旗兵居住的满城称为“梁山泊”。地方官对八旗兵的违法行为，根本不敢过问。对待这种潜规则的“特权”，普通百姓则是恨意十足。
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大员张集馨的日记里对太原八旗兵暴行记载极多。
九月初，几个旗兵在深夜宵禁之后强闯大街栅栏，守卫栅栏的更役不肯放行，旗兵就用砖头将更役打得头破血流。
更役被打的第二天，阳曲县县令李廷扬和太原府理事通判（知府佐官，负责一府的司法事务）麟耀会审此案，麟耀包庇八旗兵，反而将责任推给被打伤的更役，并且将更役处以杖刑来讨好八旗兵。李知县心中愤愤不平，但不敢和麟耀抗争，从此八旗兵更加横行无忌。
九月十八日，李知县巡夜，只带着一个年幼的仆人微服私行。经过一间旅店门口，看见店内有火光，就让仆人进去盘查。这时，旅店里突然冲出几个八旗兵，将李知县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李知县大叫：“你们干什么？我是阳曲县知县。”八旗兵假装没有听见，仍然抓着李知县不放，反而大声呼叫：“这两个人欲闯进店中强***。”竟企图将李知县扣押起来。幸好县衙门的衙役得到消息后赶来相救，李知县才得以逃脱。
第二天，太原守尉四恒通秉承藩司和桌司的意思来调解此事，八旗兵也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李县令知道八旗兵一向骄悍，也不敢继续追究。通判麟耀曾公开在官厅里说：“当年巡抚鄂顺安大人被八旗兵辱骂，也没有追究。太原知府珠澜大人的轿子被八旗兵当街砸了，珠澜告到“两司衙门，也不过让八旗兵道了个歉而已。”我听了深感震惊：骄兵悍将如此横行，大祸不远了。
太原县有一个大盗叫根寅儿，在县城里抢劫当铺，并且用刀砍伤了店主，被通缉捉拿。有一个叫文英阿的马甲（指清朝八旗骁骑营的士兵）在太原城里开设了一家旅馆，很多宵小之徒就躲在里面--就是李知县被殴打的地方。根寅儿和文英阿一向交好，还有骁骑校尉长庆、马甲伍奴儿、武隆阿等人，一起合伙分赃，也不是一天两天。

西安八旗
雍正七年，陕西省驻防兵，“自藏回陕之八旗兵丁四百名，仍有沿途骚扰居民之事，经抚臣宪德两次參奏，共一百三十余件”
辛亥革命时被秦陇复汉军杀绝。

南京八旗
《明季南略》记载，建奴入城，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居八旗兵，驰骑四占，驱百姓迁移，不许搬运物件，提男抱女，哀号满路。南京满城驻扎四到五千八旗兵，连同家眷共有三万人左右，南京的满城面积约占南京城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满城内的满人趾高气昂，满城也是城内的最高级住宅区，汉人严禁入内，事实上同元朝治下也无甚区别。鲁迅曾在南京水师学堂上学，路过南京满城时，还曾经被满人孩子投石辱骂，当时已是清末，可见满人对汉人的歧视。

福州八旗
装死后逃往南洋谋生。
福州将军朴寿命令旗营各户准备洋油石灰，如遇进攻则妇孺集体自焚。
湘军起义攻打满城福州满城闽浙总督松寿自杀，福州将军朴寿投降后被杀，死亡官佐共15人，满人畏死，不肯自焚，福州光复。

广州八旗
广州八旗最出名的就是在满城内畜养鸡鸭，成为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
广州八旗每年秋季，例有瘦狗岭实弹射击之举。此事表面，则为演习武备，内容实则假公济私，虚报开销，得帑分肥。原因是将军都统都系带兵官，除了俸给之外，并无其它收入，故此妙想天开，借每年秋季检阅八旗为名，虚报路程极远，开支巨额公帑，中饱私囊。其作弊的办法，在申报之中故为安排路程之远，由将军衙门起行，所经的路线，从惠爱四约 （起今中山五路），过清风桥，其间虚报为若干里数，由清风桥到小马站，其间虚报若干里数，由小马站到大马站，大马站到明月桥，其间各虚报为若干的里数，方才到达大东门，再由大东门到东郊，由东郊而至瘦狗岭，其间又共分若干站，每站又各虚报为若干里数，诡诈安排到十分遥远，令人观之，的确走到人困马乏，清廷办事，素来糊涂，据报即信以为实，照准开支。于是此辈遂得领款分肥，其计售矣。闻之故老传说，每年秋季射击，虚报开支的事，外而将军都统，内而经手部员，彼此串通一气，所以从来并无批驳，安然得帑分肥。
而汉军旗分润不到这笔清政府的巨额公款，只能兼营副业，俾资维持，大如商店，小如肩挑摊贩，均有经营。商业方面，最多的为买卖旧傢俬和旧屏门窗扇木器等类，昔日之西门直街右都前一带（今中山六路），此项商店，几于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其他经营小食和水果以及鱼菜摊 贩，更触目皆是。就中食品，如百灵街、药王庙前的咸脆花生，惠爱二约金刚庵前的汤豆腐角，光孝寺的油炸云吞，以及一般的咸糕油条等等，均属调制得宜，价廉味美，为本地人所喜食的东西。更有规模较大，获利其厚的一种商业，则为酱园。因为旗人向有公家发给军盐，已属供过于求，更兼时有违法所得的私盐，两者剩余，积存不少，于是拏来大开酱园，其营业的规模，大小不一，成本既轻，收益自厚。昔日最著名之酱园，为森森斋、致美斋、六和栈等号，直至今天，致美斋仍巍然尚存，生意蓬勃，为本市数一数二的有名大酱园。至于工业方面，男子多制作妇女伴髻所用的纸花，商品需用的纸盒，和纸盒原料的纸朴，及一般人爱玩的毽子，每年元宵节及中秋节，花灯满街，工艺精美，多是旗人出品。妇女方面，家家厅上，横陈木架，整天刺绣，夜以继日，所绣的是用金线和绒线两种，绣成山水人物，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鸟兽虫鱼，式式具备，并皆佳妙，为旗人妇女特具之长，所绣之品，供应剧场上需用的各种服装。
惟满旗习于安逸，不任劳作，经营副业的颇不多见，大多数只是把军盐军粮倒卖一二，放高利贷，当然他们也有经商的，只是比起汉军旗来说要少。
乾隆中期，八旗子弟刘守庵霸占了高第街金家的地产，在广州文德路开设了“致美斋酱园”（中国四大酱园之一），直到抗战后，金家人才拿回来。与此同时，八旗子弟余、张、黄氏也先后开设了“森森斋酱园”、“安盛隆酱园”、“六和栈酱园”。
雍正朝，广东驻防八旗兵丁集体打抢平籴厂，把数万石粮食洗劫一空。
1841年，天地会三元里起义抗英，广州八旗出兵整压被天地会重创。
著名的贪官琦善就是在这里发家致富的，负责查抄的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奕经等人奏称：
奴才等查抄琦善家产，前经奴才等将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五千余两（约合5万两），元宝七百八十一个（合39000两），散碎银锞锭二万六千五百余两大概情形，具奏在案。今复连日详细抄检，又续行查出金锭、金条、金叶约重二千两（约和2万两），元宝六百十七个（合30850两），散碎锞锭银二万余两。
后据道光帝面谕，负责将琦善没官财产生息以充兵饷的军机大臣穆彰阿奏称：
琦善入官元宝银一千四百三十八个，散碎银四万六千九百二十两二十一两琦善入官地亩，现据内务府按契核计，共地二百五十二顷十七亩零（也就是25217亩），以地方官征租差地核计，每年可收租银二千余两。又琦善入官铺面房间，内务府现已兑明，每月约得房租银九百六吊二百二十八文、银五十一两。
琦善总家产约合30万两，外有25217亩地，还有数十间铺子，都是其贪污腐败，侵占田地得来。

成都八旗
成都驻防八旗以贪腐闻名于世。
康熙六十年，留旗兵1600名、步兵400名、军官74名、匠役96名，在成都正式设立驻防八旗，由副都统法喇管辖。
八旗官兵居住在少城内。后来，旗兵眷属陆续来到成都。移眷工作直到乾隆初年才全部完成，八旗官兵及眷属共计5000余人。
到光绪三十年，成都当地八旗已经达到21760人。
咸丰年间，成都将军崇实以聚敛钱财闻名，一年任期所捞银子，不下二三百万。成都将军吴棠到任后收下属贿赂不下十余万金。
满族官僚贵族豪华奢侈，利用拖延克扣粮饷、开当铺、放高利贷等手段剥削汉人，或者贪污、霸占桑园、地产等手段聚敛财富，形成少数半官半绅、半官半商阶层。
光绪时，有的满族官僚已拥有田产千亩。在道光以前，旗民们生活比较稳定。同治以后，满族人口增加，但兵额未获增加。部分旗民因无法生活而典当衣物，有的旗民每日买“升升”“把把柴”，吃“对时饭”过日子，生活日益恶化。
光绪三十三年，在“裁旗停饷”消息的刺激下，数千名旗民围哄将军衙门，用砖石瓦块掷击衙门的门窗和官员。
这群寄生在成都的蛀虫，没有粮饷只能挖野菜充饥，算是得到了报应。
1915年，护国运动爆发，护国军由云南入川。
八旗军投靠袁世凯，成为旗兵。
而驻守当地的袁世凯部下王芳，以为护国军来袭，遂下令炮兵开火。慌乱之中，炮兵将炮弹射入旗军队伍，顿时大乱。至天明，3000旗兵所剩无几。

北京八旗
这个是重量级，八旗兵们潜入圆明园偷盗宝物，贩卖出国。
清政府驻守西郊的八旗兵是洗劫圆明园的凶手之一。据王威所著《圆明园》一书记载：“城外的驻军与恶霸们活动得更凶，他们乘机大肆洗劫西郊各园的陈设，圆明园也不例外。他们将殿座亭榭及宫门和铜狮等一齐拆下来出卖，连砖瓦、石料都不肯放过。”
外国军队撤离时，京城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驻守西郊的散兵游勇、太监以及恶霸蜂拥闯进圆明园，再次劫掠院内陈设，大肆拆毁园内的殿堂、亭榭，盗运园内的砖瓦、木料等。其最甚者为本地土著的各旗营，曾经调驻城内，此时却都逃出城来。他们手中操着斜五排快枪，回到家中化兵为匪，自由结合，聚众大拆圆明园宫殿、砍伐树木。只一个月时间，整个圆明园内的树木及原来残存之建筑荡然无存。圆明园的西路毁于精捷营，北路毁于河北黄营，长春园毁于白旗大小营，其拆园最烈者为镶白旗小营与精捷营的八大恶棍首领。
1860年10月14日镶白旗小营率60名旗民，将“海岳开襟”全部占领，撬开大量陈设箱子，将珠宝奇珍一夜抢光。硬木桌椅一类的笨重之物，又抢运了三昼夜。最后将殿宇柱子锯断，用马车运走可使用的木材，砍掉园内巨大的松树和柏树来卖钱。
著名国宝，唐代传世的名画《捣练图》就是北京八旗子弟卖给一位日本人冈苍天心的。

兰州八旗
二十满清让旗兵在政治、法律上的优厚待遇，人为地造成民族间的隔阂，旗人当官的几率远远高于汉人，也使旗人欺凌汉人合法化，汉人见到普通旗兵也要称“千爷”。
这种矛盾是由于驻防八旗的军队性质所决定的。清设驻防的目的，是将其作为一支国家的常备军，实施对广阔国土的控制，尤其是对广大汉族民众反抗斗争的控制。“故国家驻防之兵，最为良制。尽选虎贲劲旅，屯戍四方，督其操练，严其律令，使四方稍有不靖，自可驱除，不须远方调拨以误时日。”
在法律的惩处条例上，满汉亦有区别。清代，旗民不交产、不通婚、不同刑，严格地保持着旗、民界限。按制：“凡旗人犯罪，苔杖各照数鞭责，军徒免发遣，分别枷号”。旗、民犯同样的法，旗人可以减刑、换刑。此种旗民差别待遇政策，一定程度上掩盖旗人内部的阶级对立，形成了旗人心理上的优势，“汉人见了旗人，总要让三分”。

多多发布，告诉大家这才是真实的历史，辫子戏少看。

自称奴才，你说地位怎样

所以清朝时期中国人的状态和其它朝代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