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努尔哈赤时代
分析了1644年的满清兵力后，再回顾一下入关前的兵力变化过程。满清时代的汉人，虽然搞不清八旗到底有多少兵力，却知道一个常识：“不得佐领（牛录）之数，则历朝之兵数不可得而稽也”[14]。也就是说，想摸清八旗的兵数，首先要知道牛录数。
《钦定八旗通志》记载[15]：“甲寅年（1615年）始定八旗之制……每三百人设牛录……时满洲蒙古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合计为400个牛录。以一牛录三百人计，则总共有12万兵。其中满蒙兵11.5万人，汉军约5000人。
努尔哈赤在战前就有十二万兵力？靠谱吗？未必不靠谱。请看《满文老档》对抚顺之战的记载[16]：“四月十三日，寅日巳时，发八旗兵十万攻明”。而这十万兵以外，还有一些留守兵力。也就是说，开战之际，努尔哈赤手下兵力已超过十万人！
有人说“十万”是虚数吧？不是。《满文老档》还写明了十万兵的编组[17]：“二十日，分遣六万兵携俘获前行。立大功者重赏，立小功者轻赏，而负伤者视伤势轻重，酌情行赏、重赏阵亡之甲兵。汗亲率兵四万，移营前进”。《清实录》也说[18]：“令兵六万率降民及所得人畜前行归国，帝与诸王臣领四万移营”。两者的记载一致，都是四万+六万=十万兵。
《满文老档》还记录努尔哈赤多次动用重兵。举几个实例[19]：“率兵四万往取开原城”，而明朝在开原只有1万守军[20]；《满文老档》对攻打毛文龙的兵力说得更具体：13540个兵[21]。而毛文龙手下只有少数正规军和难民。从这些记录看，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居然往往用优势兵力来打明军。
更鲜为人知的是，《满文老档》删去的一份旧档记载，天命八年的八旗集团已有三十二万个男丁[22]：“简派八旗游击十六员，每游击管诸申（满洲）、汉人官员所隶男丁二万名”。这是包括了汉人奴隶的数字。但也证明，努尔哈赤完全可能拥有10万左右的兵力。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和朝鲜也普遍认为后金有十万甚至更多兵。举些例子。
《明实录》[23]：“奴酋之兵，据（萨尔浒）阵上所见，约有十万”；熊廷弼也报告[24]：“（后金）计兵已近十万”。
朝鲜人李民寏在萨尔浒后当了一年多俘虏，对后金内情有亲身体察。他所知后金有360个牛录，14-20万兵（骑兵8-10万）[25]。明朝军官所写《武备要略》，也说后金有360个牛录[26]。与满清自称的400个牛录差异不大。天启元年，光海君派郑忠信出访后金，回报称[27]：“（后金）八部大约九万六千骑也”。
几年后却有了不同情报。天启四年，毛文龙将18名后金俘虏送到北京，在中军都督府衙门接受审讯。其中有个“牛鹿”豹販供述说[28]：“计奴酋有牛鹿三百余，领兵多寡不等”、“奴酋有兵七万”、“复称我兵杀奴兵一万余，尚有精兵五万余。”
（崇祯十一年，后金逃回的汉人称清军为“有马精兵达子”和“步兵达子”[29]。崇祯十三年的逃回汉人也说“有马精兵达子”[30]。在后金内部，“精兵”或专指骑兵？不一定。但立此存照）
豹販知道“牛鹿三百余”，其牛录额真的身份或许不假。但他只是个25岁的中级军官，所知有限，所供数字也未必精确。关键是豹販口供反应出一个问题：战争爆发六年以来，后金兵力或因战损而有过急剧减少。
以上是对努尔哈赤时代，后金兵力的大致推算。
但有人举出反例，说根据《满文老档》的一些间接记载等等，努尔哈赤时代并没有400个牛录云云。
其实这恰好是关键问题所在。为什么呢？
因为《钦定八旗通志》所记载的400个牛录，其中有92个非满洲牛录：76个蒙古牛录和16个汉军牛录。
可是从现有的满文老档分析，努尔哈赤时代并无明确的汉军牛录概念。蒙古牛录的概念也很模糊。
怎么回事呢？
因为努尔哈赤手下除了一般的满洲军事牛录（所谓外牛录）以外，还有所谓“包衣牛录”和“辛者库牛录”，也可统称为“满洲旗下的内牛录”。内牛录一般是安置俘虏的。《满文老档·天命七年正月》就有记载，努尔哈赤命令把“于辽东所获养猪之汉人、及绣匠等有用之汉人，收入辛者库牛录新获之五百丁中”。
如前所述，满洲旗下的汉人，除了劳动奴隶以外，也包括一些军事人员即所谓“台尼堪”（包衣汉军），他们通常被编入包衣旗鼓牛录。据《八旗通志》，满清入关前有34个包衣内牛录、16个汉人包衣旗鼓牛录。所谓满洲旗下的“分内汉人及工艺汉人、庄屯等项”。其中“分内汉人”明显区有别于劳动汉人，应该也是指“包衣汉军”。
简单说，《满文老档》等资料所透露的牛录数，在努尔哈赤时代和皇太极早期（汉军旗和蒙军旗正式成军之前），仅指满洲军事牛录（外牛录）。而没有包括各种内牛录。大部分蒙古兵可能也是另外编制的。或者说，《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的92个非满洲牛录，在1615年并非以外牛录形式存在。
近年史学界的最新观点，也多认为在努尔哈赤时代，汉兵（可能还有蒙古兵），是独立于满洲外牛录以外的。代表性的论文有《清入关前黑营与汉兵考辨》和《清初汉军及牛录探源》。这方面，我就不多啰嗦了。
努尔哈赤到底动用了多少汉兵呢？据《满洲原档》，天命八年初，“汉兵已二十抽一人设立矣”。此时八旗集团共有32万男丁，其中的汉人当不少于20万。二十抽一当兵，则有1万兵。努尔哈赤还特别规定，不允许汉军持弓箭，只能用火器[5]。在后金眼里，火器不如弓箭，不过是辅助武器。萨尔浒战后，朝鲜俘虏曾看到后金把缴获的鸟枪毁掉取铁[6]，几乎视为垃圾。稍后，后金也主要把火器视为防御武器，详情以后再谈。
汉兵成立后，成了作战主力吗？天命八年四月，努尔哈赤讨伐一个蒙古小部落，出动兵力[7]：“诸申兵（满洲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多指鸟枪）汉兵八百”。满蒙兵和汉兵的比率关系很清楚：2.5:1。汉兵是绝对少数。就在同一个月，努尔哈赤突然下令收缴所有汉人的武器，甚至汉兵的武器也不能留[8]：“汉人兵丁、百姓，凡所有弓矢刀枪、炮、军械，着二十日内，送交各自管理官员，逾二十日隐匿不送军械，被出首告之，治以重罪。”
努尔哈赤随即对汉人展开大屠杀，汉兵也跟着完蛋了。到天命十年，蒙古部落内讧，请努尔哈赤派1000个火器手助战，结果只派出了8个汉人火器手[9]。事实很清楚，所谓汉兵，只在努尔哈赤后期短暂达到过1万人的规模，附庸于满蒙兵参加了一些小战斗，旋即被努尔哈赤干掉了。努尔哈赤实在杀得太厉害，搞得皇太极在1631年重组汉兵，只拼凑出3280人，其中有1660名行营兵和1620名守兵[10]。汉兵充当主力？哪门子的火星笑话？
努尔哈赤的主体战力呢？1618年的记录[11]：“每牛录五十甲，留十甲守城，四十甲出战”。一个牛录有40个披甲战兵、10个守兵。但披甲兵很快增加到100个，又增加到150个。这还是大规模扩充汉兵之前的事情。天命六年一份档案对牛录披甲的描述如下[12]：
“于辽东、海州，总计一牛录栓马四十匹，余下马匹俱取往。一牛录百名披甲，辽东五十甲，海州十五甲，代子备御各一名，千总各一名，率三十甲、携饲养三匹马之非披甲人一名去。此余下披甲人，倘有出事消息，着四十甲乘四十匹马，无马披甲人，勿因无马留在村屯，各自带车盾，随行于马兵之人后。再，一牛录新穿甲之五十人，同样分住辽东、海州。”
有人说，努尔哈赤时代没有骑兵和步兵的区别？看这份文件，骑马的“披甲人”，“无马披甲人”，不是区别的很清楚吗？还出现了“非披甲人”。
这份档案有几种译本，叙述有些模糊（满文资料大体如此）。新译作者认为派往辽东、海西的30甲都有马。则一牛录的战力构成为：
70个有马披甲（130匹马）、30个无马披甲、50个新甲（不知有马否）、30个养马的无披甲人。合计有180人，内有150个披甲。其他无披甲人的情况不详。努尔哈赤时代的《满文老档》记载[13]，除了“骑甲”（morin uksin）和“步甲”（yafahan dubei uksin i niyalma）等披甲兵，还有无甲兵（uksin gajihakū jihe）和跟役（yaluhai）等“无甲”人员。披甲兵并不是牛录兵的全部。
努尔哈赤随后对150个披甲做了分配。以100披甲为战兵（所谓“行甲百人”yabure tanggu uksin），以“新甲”50人为守兵。“行甲百人”又被分为“白摆牙喇”10人、“红摆牙喇”40人、“黑营”50人。“黑营”也被称为“棉甲人”，因为他们另外携带了15副棉甲。笔者此前有过分析，黑营披铁甲，必要时再套上棉甲。参见：
朱世巍：明清战争的真相（2）盔甲与战争
再补充一点：我关于“绵甲兵”早期就是攻城的双甲兵的观点，另有一个明显证据。《满文老档》记载天聪六年正月的论功行赏，提到满洲军官卓霍诺在努尔哈赤时代攻打四个城市的功劳，被特别强调为“披绵甲攻战”。这和朝鲜人关于后金兵穿着双甲攻城的描述是一致的。
但这类概念并非一成不变。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份后皇太极时代的档案（1643年秋，皇太极死后不久），把“棉甲兵”与“披甲兵”分成两类[14]。
或是不再有双甲兵，且只有铁甲才被视为“披甲”？完全有可能。尤其是天聪七年，皇太极下令给新组建的汉军发棉甲，他们显然不是双甲兵。
（附带说一句：通说红白摆牙喇是骑兵，而黑营是步兵，但从数字看，其实更可能都是步骑混合。红白摆牙喇的步兵少骑兵多，而黑营是骑兵少步兵多）
努尔哈赤时代不算守兵，牛录战兵就有100披甲，内有70个骑兵（几乎全是双马）。笔者关于皇太极牛录有96披甲，内有66个骑兵的分析，又有什么奇怪？
其实有一条更明确的证据。《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七月》：“二十日，议定马兵数：每牛录甲兵六十名，分为三分，两分出征，一份驻守”。说得明明白白，“甲兵六十”就是骑兵。分成三分，则一分就是20个披甲骑兵。显然就是我说的“一部分出去抢，另一部分随时准备增援和接应”
同一份材料还提到，7个主要城池的守兵，满洲兵全部有4400人，汉军全部是1360人（此时汉兵战兵+守兵，总数也只有3280人。而且这个时期，他们明确不算在满洲蒙古牛录兵数内。显然，汉军战兵在八旗集团内的比率更低）。上面明确说没算蒙古兵。
事实很清楚：即使是后方防守部队，也是满洲兵居于绝对多数。文件还写明：与4400个守城满洲兵相对，“闲着”的满洲兵只有600人。七个主要城市的常备守军是5000满洲兵。
除了每牛录的60个披甲骑兵外，清军在后方还另外准备了一些战马，万一明军打过来，随时给“无马人骑乘”。清军的马的确是相当多，甚至还有余力给后方守兵备马。
很多人不明白皇太极喜欢“三出一”的军事背景。努尔哈赤一直在攻城掠地，夺取了辽东大部分地区，所以战役规模较大，动辄一个牛录出动上百披甲兵。而皇太极时代，除了长凌之战和松锦大战，大规模进攻战役不多。地盘也没怎么扩大。稳固战线只推进到锦州，连绥中都无法占据。皇太极多是入关掠夺作战，远距离奔袭，烧杀抢掠一番后就跑回来，一寸地盘都没占住。这种作战当然不能动用全部兵力，必然有大量兵力留守或准备接应和增援。

扬州十日是谁干的？
到底是谁下达了屠城命令？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
满清理藩院发给蒙古贵族的一份蒙古文档案明确记载：
奉皇父摄政王之命，理藩院宣告进军南京定国大将军主帅扎萨克额里克亲王(多铎)为首上书曰：用红夷炮攻克扬子江边扬州城，将其城内军民全部屠杀。生擒有文官阁老称号之史可法，招降而不从，因而杀之（《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汉译》）。
这份蒙文档案写得非常清楚。下令屠城的人就是满洲亲王多铎本人。而且是下达了“全部屠杀”的命令。
果然是满蒙一家亲。发给蒙古人的文件里，满清根本不忌讳介绍这种事情。甚至是用一种相当得意的口吻向蒙古人炫耀大屠杀。
这样的第一手档案文献，绝对是特征如山了。
那么，具体又是谁来执行屠杀呢？
综合《八旗通志》、《清实录》和满清事后的表功档案（《史料丛刊初编》），参加攻打扬州的清军部队主要指挥官有：
进攻扬州的清军作战序列
满洲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
满洲镶黄旗固山拜音图；
满洲正黄旗固山阿山；
满洲正黄旗三等昂邦章京（固山）图赖；
蒙古正蓝旗固山富勒克塔；
汉军镶白旗固山佟图赖；
汉军梅勒章京李率泰；
满洲尚书宗室含岱；
梅勒章京伊尔德；
摆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
署摆牙喇章京都尔德；
摆牙喇章京固纳代；
梅勒章京阿哈尼堪；
署梅勒章京格霸库；
综上所述，进攻扬州的清军，最高指挥官是一个满洲亲王、三个满洲固山、一个蒙古固山、一个汉军固山。满蒙八旗居于绝对多数。
汉奸部队方面，孔有德等三顺王军也参加了围攻（满清顺治十二年三月二日立下的《定南王孔有德碑》明确列入了“克扬州”的“战功”）。汉奸张天禄部被部署在扬州城南（非突破方向）。
很显然，围攻扬州的清军，就是以真正的满洲军为主。汉奸部队只是担负了辅助任务。
但是，这些清军部队，并非全部都参与了直接破城。很多只是担负包围任务。汉军旗和三顺王军则以红衣炮队为主。
那么，直接攻入扬州城内的清军是那一支呢？
《清世祖实录》：定国大将军和硕豫亲王多铎等奏报：……十七日，遣尚书宗室韩岱、梅勒章京伊尔德、护军统领（摆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署护军统领杜尔德等率师至扬州城北，获船百余艘。是日，大军距扬州城二十里列营，令署护军统领顾纳代、伊尔都齐、费扬古、吴喇禅、梅勒章京阿哈尼堪、署梅勒章京格霸库等率师自扬州城南，获船二百余艘。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招谕其守扬阁部史可法翰林学士卫允[胤]文及四总兵官、二道员等，不从。二十五日，令拜尹图、图赖、阿山等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上述军官全部是满蒙八旗）
《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三十六：满洲镶黄旗梅勒章京阿哈尼堪“攻扬州府时击破城内拒战兵”。
《钦定满洲八旗氏族通谱》卷四十六：杜塔里。镶黄旗人……攻扬州府首先登城克之。
记录很明确：攻打扬州的清军以八旗兵为主。而攻入扬州城内的第一批清军，更是正宗满洲部队，更具体说，是满洲镶黄旗部队。他们也是屠城初期最惨烈阶段的主力部队。
（附带说一句，2022年发表在《西南大学学报》的文章《富察氏家族与清朝对全国的初步统一》，还把阿哈尼堪（富察氏）攻入扬州城当作满洲“勇士”的功绩来大肆吹嘘。还公然宣称，即使是农民起义军，抗拒清军也等于是“抗拒统一”，因此就丧失了正义性。文章的作者是张明富和周颖。“满蒙大一统”史观的典型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