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的嘛，在局里被引导编的，所以破绽百出是必然的。。如果当天真有听到那样的声音，第二天自己班女生就失踪了，紧接着家长奖赏巨款提供线索，敬茶进校调查问询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一定会说出去。张志超和他们又不是有过命的交情，凭什么就相信张志超。说相信的人，脑子要么进水，要么没有人格尊严拿钱办事的水军。

尸体发现前没说，是压根就没听到声音，没这回事当然就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他们真的听到尖叫声，那么案子早破了

杨同振尖叫声还改了两次时间，2.11当晚说是6:23 到7月份又改成6:10。6:13集合铃，6:15开始升旗，6:10正是20班男舍其他20人下楼，4楼和5楼西侧宿舍的也从楼梯口下楼，必经3楼西楼梯口女厕，咋没别人听见。杨母还说他们家孩子从不撒谎。改时间明明是警方逼杨同振的，为了给张志超“提供充”足的作案时间栽赃陷害

◆记得王的证言里有一句话，大意是，景茶来调查，杨问他“说不说”，王“摇摇头”，意思是不说，杨马上心领神会，就不说了。从这一细节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在关于“说不说”的问题上，肯定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说”和“不说”两种方案，至于到底执行哪种方案，需要王某波做决定。这就非常奇怪了：
1.王杨两人是平等的同学关系，杨说不说为什么还要“请示”王呢？虽然王是班长，但“说不说”的问题，似乎不归班长管，嘴长在自己身上，说了又如何呢？这不，尸体一发现，杨还不是没“请示”王就说了吗？
2.他们为什么要对“说与不说”如此慎重呢？就算按他们认为的那样，是张志超和女朋友闹着玩的，那说出去有什么关系呢，和女朋友闹着玩又不是犯什么大罪？万一张志超在说谎，或者尖叫声另有来源，那岂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当时家属可是悬赏几万元征集信息呢。他们有必要如此贴心地为一个并不熟悉的别的班的同学着想吗？显然，如此反复权衡，如此慎重决策，如此订立攻守同盟，还是在家属的重赏之下，仅仅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隔壁班校友着想，似乎说不过去。
3.如果他们案发的证言是真实的，即尖叫声是真实存在的，看到张志超和另一个戴眼镜的同学这件事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算牵涉到其他班同学，说出来又如何呢？如果张志超真有问题，那他是活该，也没冤枉他，他们完全没必要有负罪感，如果张志超没问题，那让景茶去问问张志超，说不定能问到更多信息，这对早点找到高媛只会有利，有什么好如此犹豫不决的呢？
4.再说说班主任，如果他们当天真的听到尖叫声，还看到的张志超和王广超，把这事说出来，和他们自己班的班主任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怎么会对班主任不好呢？提供信息，早日找到高婷，这不是对班主任是大大的利好吗，怎么会“对班主任不好”呢？
5.所以，站在王杨的角度，换位思考，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如此慎重地反复商量并订立严密的攻守同盟。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那么客观事实就具有唯一性，无论是单独说还是一起说，怎么都不会出错，不会有任何风险，就没有必要反复商量同进同退。
6.因此，王杨在“说与不说”这一点上的反常表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说”或者“不说”可能牵涉到他们非常重要切身利益，而且是休戚与共的切身利益。那么这种利益是什么呢？

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听到的声音真的像一个男同学和他的女朋友闹着玩的，或者像平常那样有人在走廊里学鬼叫，那么他们就不会如此急切地跑出来看个究竟。显然，他们之所以跑出来，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声音并不寻常，就像杨某振提到的，这声音很尖、很惨，持续很长时间，像电视里杀人的声音。既然如此，张志超说“和女朋友闹着玩的”，他们就相信了？他们平常听到的男同学和女朋友闹着玩的声音也是很惨、很尖的？另外，既然他们当时就朝洗刷间里面看了，证明他们当时对洗刷间是有怀疑的，那么等张志超他们走了，或者天完全亮了之后，他们难道不想办法再去洗刷间看看，这么喜欢八卦的王某波能抑制得住这种好奇心？杨某振也抑制得住好奇心，不问问王某波那两个人是谁？既然当时就想到这尖叫声像电视里的杀人，那后来得知同班同学失踪后，反而觉得正常了？就像想不到杀人，难道想不到绑架、劫持？

突然想到了小说《十九年间谋杀小叙》，有没有可能这些没有上操的同学共同参与了谋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