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提得有点意思。
答案是现成的，而换成“有没有比他们俩更高明的战略呢？”，那就复杂多了。
不过，先放下这个问题，我要告诉你们，我从一个我大清的拥趸到一个“明粉”的转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历史的乖宝宝，别人说啥就是啥。那个时候我还看电视，满屏都是大辫子，满嘴都是蝗阿妈，我大清圣君迭出，而明朝大多是昏君，有炼丹的，有罢工的，有干木匠的，有不听良言的，不一而足，明朝不灭亡才是怪事呢！
后来又出现了一本奇书，就是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我如获至宝，细细拜读了一遍：很爽！
爽过之后再读第二遍，尤其是读到王在晋与孙承宗的对话，我觉得不对劲。
首先是先定基调，再定言行；其次是逻辑不畅，自说自话。
从很爽到不爽再到疑问，我开始对当年明月和其写作的依据“明史”越来越疑惑，就在网上搜索，这一搜，还真找出了其它不同的见解。
你们要是对当年明月的那段感兴趣，那就找一找，贴上来，没兴趣我就跳过了，那白话文一琢磨就明白他写的问题了。

《明朝那些事》，我老丈人很喜欢，买了一套看，爱不释手。
我去借了过来，找到了，我把对话大半部分贴上来讨论。（这样我能少打些字）：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趟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当时看到这一段，觉得孙承宗是对的，王在晋是个蠢货。为什么呢？因为作者当年明月这样说，看客稀里糊涂地认了。
现在再看，当年明月完全是自说自话，“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哪一个事实？“这充分说明”，这么个充分法？“靠挤，就能把门挤破”？胡说八道！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懵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我看你的脑子才是被打懵了！王在晋早就规划好了退路：山上的军寨，还需要“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谁说的？可以往山上的三座军寨跑！
一个军事家，要估算打赢了如何，打输了怎么办？从上文来看，王在晋是合格的军事家，孙承宗是一个政客，军事上，他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而当年明月，强词夺理，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活脱脱一幅某部发言人嘴脸。

发现大部分人没什么政治能力，政治从来不论对错。
比如毛文龙的罪名是：冒功欺君，牧马登莱，贪污军费，私开马市，命姓赐氏，劫掠商船。部将之女，收为妻妾，逃难辽东，认贼做父，掩拜失败，观望养寇，不复寸土。
主要的就是：贪污，走私，谎报军功，割据。
贪污：你指望封建将领不贪污，你以为人人都是岳飞啊，
走私和贪污同理，谎报军功封建将领有几个不谎报的。
割据：割据是个大军头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会不会做，你和平时期搞死他没问题，关键是人家有功，后金还上面盯着呢，你崇祯二年五月把毛文龙杀了，十月皇太极就包围北京了。
说白了就是朝廷党争严重，皇帝还没手段。
贪污是不可避免的，缺钱的话找王爷们啊，北京河北安徽河南江浙，这几个地方的王爷肥的要死，他们的罪名多的很，找几个典型比如福王，不给的话，撸掉王爵，相当王爷的朱家人多了去了。
走私的话，直接正规化，朝廷和地方分成，不走私武器都好说。
割据，说实话，毛文龙他想割据就让他割据，你直接给封个侯，下面几个将领封个伯，不听话就找他手下，不可能全都一条心，好处给够，怎么可能投后金。

白话文多读几遍，就会觉得孙承宗根本就不是一个搞军事的，而只是一个口号党。
而当年明月插入的感叹更是自说自话，带人节奏，强行洗脑。当时我看得莫名其妙，可资料就那么点，我只能认为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了。
直到我看到有人同时拿出两方的史料，我才恍然大悟。
一方是孙承宗给皇帝的奏疏，收录在《三朝辽事实录》，及《明熹宗实录》和孙承宗的《高阳集》：
【大学士孙承宗奏：“……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
臣遂无以应。”《三朝辽事实录》卷十】
另一方是我大清写的明史，理论上它的史料应该来自于《明熹宗实录》：
【在晋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在晋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
在晋无以难。《明史孙承宗传》】

好家伙，孙承宗的奏章里，明明是王在晋胸有成竹，侃侃而谈，把孙承宗驳得“臣遂无以应”，孙承宗一五一十，详细上报，十分坦荡，毫不隐瞒。
一百年之后的明史，摇身一变，居然变成了孙承宗对王在晋的责问，主客颠倒，大变活人啊！厉害，太厉害了。
怪不得透史现真说“明史”是一部花百年之功编写的玄幻小说，以前我一直疑惑史书哪里来什么“玄幻”，现在看来，真是太玄幻了！
写“明史”的张廷玉那帮奴才们要是来为我朝写电视连续剧，那最佳编剧绝对跑不了！

我看了几天，终于看明白王在晋话的意思：
1 。以新城为山海关的屏障，阻挡后金。
2 。新城守不住，败军也不能退到山海关下，更不会开山海关关门，放他们进来，什么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那纯粹是当年明月胡思乱想。
3 。当年明月胡思乱想的依据是他胡思乱想地认为“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奇怪的是，他前面已经写了“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当年明月马上对此选择性遗忘，以至于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不堪。
4 。从山上建好的三座军寨回山海关，那翻山难度就大了。而后金攻击山寨难度同样大，放弃山寨而攻击山海关，那侧翼山寨的明军就如芒在背。变成两面受敌。
这才是王在晋的战略构思。极其阴险：新城是后金的诱饵，拿下新城则两面受敌，两面都不易攻下；而山寨则是明军的诱饵：不易逃跑而易坚守，把善于脚底抹油（边兵善走）的明军骗进来死守。厉害！
不得不说，孙承宗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王在晋一说完就明白了：“臣遂无以应”。我，要想个好几天。无耻的是：满清的奴才，张廷玉们，揣着明白装糊涂，颠倒黑白，硬是不让我们明白。

是啊，满清的奴才，张廷玉们，揣着明白装糊涂，颠倒黑白，硬生生把抄“实录”的作业，变成了创作出崭新的文学作品。
现代的当年明月也算是个好奴才了吧？当然，玄同也能算一个。
可把话说回来，孙承宗与王在晋的对话以失败告终，他认可了王在晋战略的可行性，并且如实向皇帝上报。
那为什么最终天启还是否决了王在晋，启用了孙承宗呢？
我可不认为那是孙承宗是天启老师的缘故。

看你们的贴子，感觉很可笑，是在自娱自乐吗？从当时的情况看，后金处于发展阶段，西有蒙古，东有朝鲜，毛文龙，袁可立，后金首都在辽阳，对山海关根本造不成威胁，大明采取的战略，应该是限制后金发展，怎么可能采用王在晋的以守为主？反而是袁可立下台，高第上台，尽撤锦佑之兵，让后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迁都沈阳，相继征服蒙古和朝鲜，从而发展壮大起来。

当年明月和玄同？在我看来，这俩人并不一样。
当年明月只是玄幻小说“明史”的白话文翻译者，怕你不感动，就先自我感动，只有你感动了，才会忽略里面的弯弯绕，里面的逻辑悖论。但只要你多看几遍，去掉外包装，仔细琢磨，就会感觉不对劲。他要进入我大清的吃皇粮的公务员里，还是不够格的。
玄同可不同。这位退役军官写起明末军事事件那是一套一套的，他用不着自我感动，凭他的军事素养及理论就能唬住你，加上其逻辑能力高强，其逻辑漏洞深藏隐匿，一般人多看几遍，也很难发现。这样的人，在我大清里，够抬旗的资格了吧？

至于天启否决王在晋，启用孙承宗，自然不是因为孙承宗是天启老师的缘故。天启不仅仅代表孙承宗，更代表朝廷的各方利益，他的决策，是各方利益的博弈结果。
而是搞军事与搞政治的在各个方面的出发点或眼光完全不同。我简单说几条。
1 。安全。以去年大厨进攻莫斯科为例，大厨的车队根本连莫斯科都开不到，更不提莫斯科周围有无数的近卫部队，大厨对莫斯科根本没威胁，那为什么莫斯科的专机及各种私人飞机都往圣彼得堡飞？
有网友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后金处于发展阶段，西有蒙古，东有朝鲜，毛文龙，袁可立，后金首都在辽阳，对山海关根本造不成威胁”，说得对不对？
对，说的完全对！那么是不是大明采取的战略，就应该是像那网友说的“限制后金发展，怎么可能采用王在晋的以守为主？”

后金首都在辽阳，对山海关根本造不成威胁?那可不一定。
后金在深山老林的时候，也没有对辽阳产生威胁，后来辽阳和沈阳等辽河以东怎么都变成后金的呢？
所以，哪怕“后金首都在辽阳，对山海关根本造不成威胁”说得对，但也是不全面的。
后面还得跟上一句“对山海关够成潜在的威胁”，哪怕限制后金发展，威胁的趋势还是一点点增大的。

没错。朝廷考虑的不是有没有威胁，而是有没有威胁的可能性。
这世上，古今中外的大人物都一样：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在有危险的可能性时，要么离开危险，就像莫斯科的高层们；要么推开危险。很显然，明朝高官与皇帝离不开京师与河北，那只好把危险推得越远越好了。
王在晋加固山海关，再固若金汤，但后金每敲一下城砖，都敲在京师大佬们的心上。万一被攻破，河北大地再也没有如同天下第一关的关隘阻挡了。
2 。政治。后金占据了辽河以东的一切，辽河以西可没有占据，只是捣毁了军事重镇后，撤回辽河以东，其到山海关有好几百里，废墟一片。明朝仅凭一场败仗，就放弃几百里土地，缩在山海关，变成缩头乌龟。打不过人家，土地被人家占了，你的失土之责还能理解；别人没有占据，你却自己放弃，那政治上可没法交代。
3 。经济。危机，危机，王在晋解决的是危，别人拥抱的是机。
王在晋的加固山海关，建造八里铺新城，总共花费越一百万两银子。孙承宗的城堡战略，一二百里一城，三十余里一堡，修到辽河，该有多少城堡？要修多久？孙承宗的资金投入是每年，每年三百多万两银子，大手笔啊！
在我朝，搞工程的，都捞得盆满钵满。那在明朝呢？除非在洪武年间。
所以孙承宗的方案一出，会有无数的道德精英红了眼睛，留了口水！王在晋？靠边去。

当然，我认为孙承宗和王在晋的方案都不对。但九十步笑一百步，程度不一样。
孙承宗的方案是找死，他的方案拖垮明朝用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王在晋的方案是等死，虽然当缩头乌龟，但明朝止了血，撑个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挨过小冰河时期，说不定明朝还有救。
至于有没有更好，或者说更合适的方案，我认为肯定有。
只要站在上帝角度，分析前两个方案的优缺点，自然能得出更优化的。
从明朝最后四分之一个世纪与后金的交战史来看，明朝几无胜绩，最多打平而已。
原因很简单：战力不及。战力包括装备，后勤，训练等，最主要是胆量。
这些，搞军事的孙承宗和王在晋都清楚。孙承宗每年的投入，就是想编练新军，解决这些问题，结果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又有了新的问题：军队私人军阀化。（王在晋省下了银子，我认为也是想编练新军的，但其方案被否决，就不往下多说了。）
这里只多讨论孙承宗方案的优缺点。可归纳为：编练新军，建立城堡，以辽土养辽人。

政治上满分，把战线前移几百里，山海关稳如泰山，京师皇帝与大佬们都进了保险箱。
军事上，现有的军队已经垮了，就重新编练新军，考虑到战力不行，又要战线前移，那就多多修建城池与堡垒，打不过后金，依托地势城墙，守住城堡总行了吧？
民政上，以辽土养辽人，自给自足，自己保卫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种出来的粮食，标准的保家卫国，辽人，可以不爱国，可总爱自己的家园吧！
看看，政治，军事，民政都面面俱到，显示出这位“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是多么伟大。
我初步做出的这些总结，无愧于当年明月对孙承宗的吹捧：“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直到后来我细细剖析“宁远大劫”和“宁锦大劫”时，才发现，这个“劫”是因为孙承宗战略里不起眼的漏洞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