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保卫战没接受，失败：
1946年3月，国民党军继进占沈阳后，又先后侵占了抚顺、铁岭、开原、辽阳、鞍山、营口等重要城镇。4月间，又向我军重点设防的本溪和四平疯狂进攻。
　　四平保卫战进行了十多天后，中央指示林彪要死守四平。林彪向中央提议，为了保卫四平，成立四个机动的野战纵队，直属东总指挥。这四个纵队就是后来成为四野主力的一、二、三、六纵队。林彪同时提出了这四个纵队的司令和政委人选，他建议程世才为三纵队司令员，我为三纵队政委，唐凯为纵队副政委。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于是，我们奉命率领三纵队从本溪出发北上，参加四平保卫战。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直接接受林彪的领导。
　　一开始，林彪给三纵队的任务是进攻开原，截断中长路，使进攻四平的敌人得不到补给，同时阻止沈阳方向前来增援的敌人。我们向开原前进的路上碰上了硬钉子，在威远堡和刚从本溪调过来的国民党新六军打了一个遭遇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僵持住了，谁都难以前进。
　　我们把情况报告林彪，并提出，进攻开原已经不可能了，估计敌人的企图是继续北上。林彪回电说，三纵队的任务改变，不打开原了，就地阻止新六军北上，掩护坚守四平的部队的侧翼。这样，我们就同新六军从开原老城打到莲花街，打了十几天的防御战。新六军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全部美式装备，训练有素，曾经远征缅甸，战斗力确实很强。但我们的战士也很英勇，打得很顽强，敌人进攻的速度一天只能前进五六里。这时，我们发现敌人改变了战术，他们以小部队在阵地上和我们厮杀纠缠，主力依仗机械化优势，乘坐六百多辆汽车实行大迂回，对四平实行包抄。
　　当敌人占领西丰、清原后，我们向林彪报告，估计敌人可能再占梅河口和西安(今辽源)，实现对四平的迂回包围，请他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可是林彪回电说，要我们置梅河口和西安于不顾，继续节节抗击当面的敌人。对于林彪的这个决定，我们很不理解，既然看出敌人有迂回包围的企图，为什么不采取措施，也迂回到四平侧翼，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哪怕消灭一部分也是好的，怎么还要继续打防御战，拼消耗呢?结果新六军迂回成功，我们不得不放弃四平。

建议各部队协调配合而不是各自为战，林不接受还强词夺理（因为向中央告彭真等人的状未得答复而烦躁）：
攻下桦甸后，发现新六军十四师过来了，我们避开了它。到辉南，没有敌军，地主武装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吓跑了。我们继续向通化前进，到柳河，柳河也是一座空城，没有遇到敌人。正好这时候东北停战开始，我们便趁机进行整训。这个期间，我同林彪为战役配合的事发生了分歧。
　　当时南满地区指挥单位比较多，缺乏统一的领导，无法进行有效的相互配合，我给林彪发电报，建议他协调各部加强配合。
　　林彪给我回电说，敌人到处进攻，我军只能做到战略上的一般配合，地区间不可能进行战役性、战术性的配合，那在时间上与距离上都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要是各地区每次行动都要其它地区同时行动，各地区势必要今天配合这里，明天配合那里，行动就被动了。他认为在兵力分割的状况下，不可能做到密切配合。
　　对于林彪的这个答复，我感到他不大讲道理，有些强词夺理，就和纵队副政委唐凯同志联名给林彪发了一份电报，坚持要求各部队加强战役战术上的配合。我们在电报中提出，现在我们分散作战较多，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不论敌人攻击任何一方，其它地区应该在战役上进行有机配合，迫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粉碎它的进攻，扩大我们的战果。
　　否则敌人有快速增援，向我反击的可能。
　　林彪收到这份电报后没有再回电报，此后也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听说，四平撤退后，林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他对东北战局的看法及领导同志间的一些意见分歧，中央迟迟没有回复，他心情有些烦躁。就在我和唐凯同志的电报发出后，中央回电肯定了林彪的意见，并且决定他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他的情绪才好起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尽管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可以理解，但作为战区的主要领导，在答复下级提出的问题时过于情绪化总是不合适的。
　　总之，我感到林彪这个人脾气有点怪，不像罗荣桓同志那样宽厚大度，在罗荣桓同志面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用不着顾虑。而在林彪面前就不同了，不知道哪句话不合他的意，会惹他不高兴。

建议打西丰拖回部分进攻北满的国军，接受则胜利；：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长春、吉林后，杜聿明决意继续北上，拿下哈尔滨。随后国民党军占领了陶赖昭以北的桥头堡。哈尔滨当时很紧张，东西都装上了火车，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也已转移到佳木斯了，哈尔滨成了空栈房。
　　我们意识到这一仗意义重大，经过敌情分析，提出第一步先攻打西丰县城，如果还不能将北进的敌人调回来，就再打西安(今辽源)、开原或昌图，总之是要将准备进攻哈尔滨的敌人拖回来。
　　林彪回电同意我们先打西丰。他对三纵这次出击很重视，在回电中说，打西丰对东北整个战略形势有重大的意义，对保卫哈尔滨起重大作用。他要我和程世才、唐凯同志到前方亲自指挥。为了保证作战顺利，林彪除了把保三旅和独三师配属我们指挥，配合作战外，还令辽东军区大力配合三纵作战。
　　我们一举攻克西丰，全歼新六军二零七师的一个团，并两次击溃前来增援的敌人，一共歼灭了敌人五个营的兵力，接着就准备打开原和昌图。这就引起国民党军的重视，他们没想到南满我军一个白天两个晚上就能打下一座坚固的县城。于是，国民党军改变原先的战略，急忙调新六军、五十二军南下，从先北后南变为南攻北守，他们决心先打掉南满我军主力，然后再向北进攻哈尔滨。敌人开始向我南满根据地猖狂进犯，林彪要我们牵制敌人的目的实现了。
　　杜聿明调集八个师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杀向南满，来势很凶。虽然我四纵在新开岭消灭了他一个师，但敌人进攻的势头仍然不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保安东(今丹东)呢，还是保通化?我们三纵队当初南下的任务是到通化，建立长白山根据地，可是辽东军区要我们西进，去保卫安东。这样一来，我们既要保通化，又要兼顾安东，结果战线拉得很长，以有限的兵力进行了宽正面的防御，犯了兵家的大忌。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由于分兵把口，兵力不集中，我们仗打的不好，多半是击溃战和消耗战，消灭敌人不多，自己搞的很疲劳，还得不到充分的补充。

建议先做土改教育再练兵，接受则打胜仗：
1947年8月下旬，东总决定从三纵队开始，进行诉苦和土改教育。
　　当时正是秋季攻势之前，我们经过大量工作，终于在全纵队展开诉苦运动。这时，接到东总指示，秋季攻势第一阶段已经在辽西打响了，要加紧练兵，准备投入第二阶段作战。
　　怎么办?是把土改教育放下，投入练兵呢，还是继续下去，把教育搞完再练兵?纵队党委开会研究，觉得就这么停下来不行。当时干部中确实有个别人群众观点模糊，干涉地方土改运动，对土改政策发生怀疑。有的因为住在地主家里，包庇、同情地主，甚至阻挠群众起来斗争地主，还给地主打掩护，帮地主藏东西。有一个出身富农的科长，听说家里被斗，认为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产生不满情绪。
　　在战士中，不少人战斗观念模糊，特别是一些“解放”过来的战士，认为内战是蒋介石和毛泽东争地盘，说这两个人中若是死一个就好了，仗就打不起来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解放”成分的人)对战争究竟有没有胜利的前途，产生怀疑。而一些从关内来的老战士，对于当地群众中的盲目正统观念看不惯，觉得为他们打仗牺牲不值得。而本地兵因家里翻身得到了土地，尝到了土改的甜头，想回家过小日子，也不愿意留在部队打仗。有个战士作战很勇敢，立了功，但却不辞而别，留下一封信说，我已经报了恩，要回家当个革命的同情者。
　　土改教育的第一步是诉苦忆苦，挖苦根。然后引导部队提高阶级觉悟，把仇恨集中到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身上，要让大家认识到只有报阶级的仇，才能最后报个人的仇。经过发动，诉苦刚刚搞起来，一个个哭的像泪人似的，正在这个结骨眼上，要是停下来，实在太可惜。就是去练兵，兵也练不好，去打仗，仗也打不好。土改教育不进行完不行，于是，我们给林彪和罗荣桓发报，说明情况，要求把教育搞完再转为练兵。
　　那时候不像后来，没有那么多框框，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林彪和罗荣桓同志马上回电，同意我们的意见，把土改教育搞完。最后，我们坚持把土改教育搞到9月20号左右，还差一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的教育没进行，实在没有时间了，只好打完仗再补课。战前一点训练不搞不行，练兵运动只进行了五天就开始秋季攻势。军事训练时间少了点，只有在战场上设法补救。
　　经过土改教育后，部队政治情绪稳定，阶级觉悟提高，干部战士关系改善，连队的面貌与前不同，有显著的变化。打起仗来，凡是土改教育搞得好的连队，战斗作风就勇猛顽强，在行军中过去泡病号、掉队的都能坚持了。连队干部战士正气上升，歪风不见了。阶级兄弟的感情非常浓厚，干部体罚、打人的现象没有了，普遍开展报仇立功运动，人人都有立功计划和决心。
　　在战斗中，班长伤亡，积极分子自动代理，班代排，排代连，老的打光了，最后剩下新兵也组织起来继续干。有的连队打的只剩下几个人，还在磨刺刀，准备报仇，毫无恐惧。战后也无影响，再战情绪还是一样，斗志仍然很高，不服气，一定要为牺牲的阶级兄弟报仇。
　　1948年春天，我在东野政工会议上介绍了三纵开展忆苦和土改教育的经验，林彪当时在前方作战，没有参加会议，后来他看了会议记录。据说，他在我的发言记录上做了不少眉批，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技术的战力虽缺，有政力代替而有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政力”竟然完全代替了“技术的战力”，成了空头政治。

建议改各自为战为相互配合，林彪三次修改计划，终于接受建议，使得南满取得奇袭威远堡的胜利：
　　9月底，在我们结束土改教育，转入练兵运动不几天，接到林彪和刘亚楼签署的命令，准备打仗。命令中指示三纵队要以远程奔袭手段，同时包围国民党军第一一六师据守的西丰、头营子、威远堡和孤榆树这四个据点。一一六师隶属国民党第五十三军，是张学良东北军硕果仅存的一点老底子，抗战时被定为远征军甲种军，到越南作过战，日本投降后回国到河北保定打内战，刚调到东北不久，和我们还没有交过手。
　　五十三军的军长周福成带着军部和另一个师驻在开原一带，一一六师的师部驻威远堡，三个团分别在西丰、头营子和孤榆树，其中西丰、头营子和威远堡在东西一条线上，距离约四十公里。孤榆树、莲花街和威远堡在南北一条线上，距离约二十多公里。从威远堡再往西南约二十多公里就是开原，往西二十来公里是中长路上的昌图县城。
　　林彪在作战命令中规定了这次作战的总方针：远距离轻装奔袭，同时包围各处分散的敌人，围点打援。如果敌人不增援，就各个击破，消灭被包围的敌人。
　　接到命令后，我考虑，如果我们包围了一一六师师部，敌人肯定会派兵增援，而我们同时包围的是敌人的四个点，一旦敌人派兵增援，打援的兵力明显不足。我又看了一下命令中其它部队的任务，都安排了奔袭目标(他们都是一个纵打援，策应各方)。六纵的位置在四平以东，中间隔着一纵，我们指望不上。而一纵在夏季攻势时打四平打得很艰苦，一直在休整，这还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他们的待机位置远在我们北边几十公里以外的四平附近。临时调他们南下为我们打援不一定来得及，况且他们的任务是策应各方，并没有明确只是策应三纵，如果在四平以西作战的二纵需要的话，他们还要牵制四平的敌人，策应二纵，那我们就更指望不上了。于是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围点还是打援，一切只能靠自己了，对于威远堡的敌人师部不妨以一部兵力先把它监视起来，看住它，不让它跑了，但又不惊动它，免得它呼叫援兵，而以主力先将西丰等地的敌人消灭，并相机消灭威远堡外围的敌人。最后再以优势兵力攻威远堡。那时，即使敌人来增援，我们也有足够的兵力对付，可以从容不迫。
　　在师以上干部会上，多数同志赞成我的想法，少数同志表示，应该按照东总的命令，同时包围四个点。以两个师攻威远堡，一个师包围其它三个点。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在打援，有的同志认为，既然上级让我们同时包围敌人，就会考虑打援的问题。我说，从命令上看，一纵、六纵的任务是策应各方，万一各方都需要，派不出为我们打援的兵力怎么办?我们只好自己考虑安排打援的兵力。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把两个方案都报上去，请林彪考虑决定。我很快就把电报写好，发了出去。我记得电报的言辞比较激烈，为的是能引起林彪的重视。
　　这时，已是午夜以后了。
　　几个小时以后，先是辽东军区来电，要我们按照林彪的作战部署，以一个师包围西丰、头营子、孤榆树，集中两个师直插威远堡。紧接着，林彪、刘亚楼的急电也到了，内容是要我们以主力包围威远堡，对另外三处敌人各应以一部包围与监视，然后再视情况逐一消灭。电报还说，第一步在抓住分散的敌人，以免其集中。关于如何打援的问题，电报中没有说，看来林彪对于我们能否抓住敌人信心不足，他担心万一我们抓不住敌人，打援的部队白跑一趟，看样子他是想把打援的部队抓在手上，担任奔袭的部队哪个真正抓住了敌人，他再根据情况把打援的部队派过去。他这样考虑自然有其道理，在东北战场上，敌人掌握了优越的交通条件，兵力转运灵便，随时可以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或增援被我攻击的点。我们过去曾经吃过亏，这也是林彪为什么要用远程奔袭的办法去抓住分散之敌的原因。但是，等我们真的把敌人抓住了，再派出增援部队打敌援军，敌人有优越的交通条件，我们只有两条腿，时间上是否来得及?不知道林彪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大约又过了三个多小时，林彪、刘亚楼又给我们发来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林、刘对原来的部署进行了调整，通知我们说，莲花街、孤榆树那一个团的敌人划归一纵包围与消灭，三纵只负责包围与消灭西丰、头营子、威远堡的敌人。看来，林彪还是认真考虑了我们的意见，把威远堡以北的孤榆树、莲花街这个方向的敌人交给一纵就近去包围，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应变能力加强，而且在兵力对比上取得了优势。
　　到了晚上9、10点钟的样子，林彪和刘亚楼又给我们来电了，这是半天之内的第三次电报，内容是命令一纵以一个师留在四平外围，两个师过至孤榆树，另以一个师出昌图，包围、监视或单独歼灭昌图守敌(独二师长期配属一纵，因此共四个师)。威远堡西边的昌图，是我们担心敌人可能前来增援的一个方向。林彪的这份电报中虽然一字未提三纵，但他这一系列调整，都与我们有极大关系，终于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我们决定以一个师奔袭包围威远堡，一个师奔袭包围西丰和头营子，另以一个师插到开原、威远堡之间担任警戒。方案报上去以后，林彪又发现问题了，他这个人考虑问题很细，他最担心的是把敌人吓跑，无功而返。他一对照地图，就觉得八师的集结出发地域离西丰近了，容易走漏消息。就给我们发电报，提醒我们注意。结果真让林彪给说中了，八师出发不久，就被敌人发现了，暴露了我们的意图。于是敌人像惊弓之鸟，相继逃跑收缩。一看这种情况，林彪果断决定，作战时间提前一天，全线开展奔袭和追击。
　　由于刚刚进行了忆苦和土改教育，部队士气旺盛，九师路程最远，一夜赶了一百四十多里，没有掉队的。七师边打边走，动作也很快，终于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威远堡地区。八师也抢在敌人前面，袭占头营子，把从西丰西逃的敌人一个团围堵在拐磨子。当我们对威远堡发起攻击时，四平的敌人立即乘坐七、八十辆汽车南下增援，在昌图以北遭到一纵的阻击，双方发生激战，直到我们把威远堡的敌人全部歼灭，敌人的援军也没能突破一纵的防线。这一仗，我们在一纵的配合下，全歼了国民党军一个师。

建议改伏击方式打义县为强攻义县，林彪接受后安排各部队强攻，成功扫清锦州外围：
　　1948年秋天，我们接到林彪命令，乘火车秘密南下，接替兄弟部队包围义县。
　　到达义县不久，接到林彪电报，说义县的敌人要弃城南逃锦州，要我们几个纵队准备伏击。等了几天，看看没有动静，就这样等下去也没个头，于是我们给林彪发报，建议改伏击为攻坚。我的理由是义县很重要，是北宁县我军作战的门户，势在必得。义县城虽高，但不大，守敌虽有万余人，但战斗力不强，使用兵力过大展不开，我们三纵加上配属我们的二纵五师和炮纵就够了，其他两个纵队可以到锦州以东以北地区打援。希望尽快确定攻义县的部队，以便部署。
　　在我的记忆中，林彪指挥过的战役、战斗中，伏击、打援的成功战例比较多，攻坚的战例比较少，他对于攻坚这种作战样式一般比较谨慎，轻易不下决心。但是收到我们的电报后，当天就回电，同意我们的建议，对义县之敌改伏击为攻坚，并指定我们三纵指挥炮纵和五师攻取义县。
　　由于准备充分，攻城开始后，我们只用了四个小时就把义县打下来了，全歼守敌一万多人，没有一个漏网。
　　攻克义县，林彪对我们很满意，他说，这是以最短促的时间，攻歼固守坚固工事之敌的新记录。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改变他原定的野外打援的战术，还和罗荣桓、谭政同志在攻锦州之前进行的战前动员中，号召所有部队学习三纵及五师四小时打下义县、四纵两小时打下兴城、二十七师一个团30分钟打下达子沿，歼敌千余等范例。

建议打完锦州后先打辽西廖耀湘兵团，林彪接受取得辽西大捷：
　　在东北那几年，由于环境限制，我和林彪多是通过电报谈兵论战，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打下锦州以后，我到总部去汇报战斗情况。
　　在攻锦作战中，从打外围战到战役结束，三纵都是啃硬骨头啃下来的，一个碉堡接一个碉堡打，冲进城后整条街都是敌人的洋楼工事，部队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一万多人，战斗结束后，半数以上的连队只剩下三五十人，个别连队扛步枪的只剩下几个人。但是部队士气很高，都说补充休整一下还要再打。林彪听了非常高兴。
　　汇报结束以后，林彪要我留一下。他说：“罗荣桓政委常说你对军事肯钻研，我也这么看。你是军委的老参谋，现在，我要出一道题考一考你。”他指着墙上的地图说：“蒋介石不甘心我们打下锦州，还想夺回锦州，打通关里和关外的联系。现在，东边是从沈阳出动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十几万人，已经到了黑山，被五纵、十纵顶住了，西边是从葫芦岛登陆的侯镜如兵团八、九个师，被四纵、十一纵挡在塔山。你来回答，我们是迎击东进的侯兵团好呢，还是打西进的廖兵团好?”
　　听完林彪出的题，我看了看地图，提出了我的想法：葫芦岛至锦州一线地处辽西走廊，山海之间通道比较狭窄，部队多了不易展开，不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锦州以东地域开阔，便于大部队展开，要我选，就选择打西进兵团。
　　林彪听完不置可否，他笑了笑说：“给你三天休整时间，回去等候命令。”三天以后，林、罗、刘命令我们立即北上，冲到敌人中心去，插入敌人纵深，配合正在黑山阻敌的十纵，吸引和拖住西进的敌人，以便锦州附近各纵队赶来会战，一举消灭它。
　　接到命令，部队立即出发，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改变常规，三个师齐头并进，宽正面地向敌阵攻击。在炮火的掩护下，一下子就把敌人的防御撕开了口子，向敌人的纵深冲击。突破防线后，前进几十公里，半天未遇到敌人，我们继续前进。当行进到胡家窝棚时，我们想控制胡家窝棚周围的山地，决心拿下胡家窝棚。一交火，发现敌人火力猛，防守也很有章法。你猛我更猛，不怕他，以猛制猛。打下来之后，才知道这里原来是廖耀湘的兵团指挥部，真是个意外收获。这一下就砸烂了敌人的指挥中枢，敌人失掉了指挥，彻底乱了套，在我各个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西进兵团很快就被我军全部歼灭，廖耀湘也被我们三纵活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