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经典、经学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郭齐勇带来的主题演讲是《〈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以〈礼运〉〈王制〉为中心》。郭齐勇提倡儒家经典教育，在其下榻的酒店，郭齐勇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化广场》：近年来，随着一股股“国学热”、“儒学热”在社会上传播，看起来我们对经典好像很熟悉，但对经典的理解似乎又很遥远？
郭齐勇：应该说，现今的中国人对自己的经典是陌生的，这种陌生造成了很多极其荒谬的解读。比如《礼记》中有一句话，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直到现在，我们对这句话的误解都很多。所谓“刑不上大夫”，绝不是对于大夫没有刑律来约束，而是过去对古代士大夫等级的人不单独设刑，若大夫犯了法，参照大夫以下的刑律来加以判决；身为大夫，也要按照仁义的理想修身治国，起到表率作用，不要去触犯刑律。当然，现实中反面的例子，古今历代往往皆有。所谓“礼不下庶人”，不是说对士以下的人可以不尊重，也不是说小民没有礼可以遵守，“礼”本身就有对劳动者的尊重、对小民的尊重，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为庶人即士以下的人单独制礼，一般民众参照士礼而行。因为包括婚丧嫁娶这些礼，需要一定的财力，小民参照士礼，量力而行即可。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对经典的理解还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回到经典，否则我们还会局限在过去那种对传统文化的形式的上、似是而非的批判中，妄自菲薄，丧失自信。
《文化广场》：现在不少家庭、中小学都在努力推动传统经典教育，在您看来究竟有没取得成效？
郭齐勇：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十多年来国人对儒学、对经典的体会和了解是多了一点，但是不是真正理解，理解得是不是准确，还要进一步考量。考量的指标，就是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国学的内容、经典的内容占有多少。因为国人没有受到经典的浸润，大体上是国民教育的问题。现在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经典教育的内容还是很缺乏的。中国历朝历代重视教化，但是现在将其剥夺了，教育完全成为知识的灌输，而没有很好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了解经典。而西方不一样，比如法国、美国，经典都渗透到中小学教材中，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很多中小学教材中都可以找到。所以，现在公民应当受到中国传统经典的教育。
《文化广场》：您是否支持增加中小学课本的文言文比重？
郭齐勇：当然支持。不只是增加文言文，我一直呼吁“四书”进中小学的教材。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称作经典。现在一提起经典就是“四大名著”，就是明清小说。这些作品固然很重要，但仍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和真精神所在。在我们心目中，“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才是经典，才是我们传统文化真正的根源，其次才是史学、子学等，至于小说更是末次了。因此，谈论经典教育时，我们还要注意不要喧宾夺主。
《文化广场》：提倡经典的现代诠释，提倡儒家经典教育，对于今天社会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郭齐勇：现在是到时候了。参照中国历史的经验，凡乱世孔子被打倒，凡治世孔子被请出来。如果没有祖宗基础，不承认文化的延续性，中国文明就不可能维系长存。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主轴，没有文化的排他性，对诸子百家都是包容的，可以真正用于治国平天下。我们不能在马上治天下，治理国政一定要和谐之道，儒学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资源和参照。儒家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反省自己，反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需要一种更深层的长远思考之道，因为现在人变得很浅薄，好像完全只是经济动物，只会赚钱，没有道德的和美感的修养，这是很可悲的。但我们提倡儒家经典教育，并非要回到过去，而是置于现代社会框架中来讨论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