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尸子·广泽篇》论墨家 

《尸子·广泽篇》把墨子思想的特点简要地概括为“贵兼”。其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梁任公解释这句话时说：“墨子贵兼者，墨子主兼爱，常以兼易别。故墨子自称曰：兼士。其非墨家者，则称之曰：别士。”（见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第65页，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7年版）。 

兼爱应该是墨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孟子在批评墨子和杨朱时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也是把兼爱作墨家思想的特征，予以鞭挞。同时，兼爱也是与尚同（无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思想特征，尚同是兼爱的理论基础，兼爱是尚同（无异）在社会伦理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3．《荀子·非十二子》论墨家 

《荀子·非十二子》批评墨家时说：“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镳也。” 

根据以上所论，墨家思想特点又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1）上（尚）功用；（2）大（尚）俭节；（3）鑢（无）差等。

4．《荀子·天论》与《荀子·解蔽》论墨家 

《荀子》之《天论》与《解蔽》把墨家思想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二是“蔽于用而不知文”。《天论》篇对第一个特点的评价是：“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解蔽》对第二个特点的评价是：“由用谓之道，尽利矣。”事实上，《荀子·天论》所概括的墨子思想的第一个特征也就是《天下篇》的“不异”和《非十二子篇》的“鑢差等”；《解蔽篇》所概括的墨子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也就是《非十二子篇》提出的“尚功用。”与前者不同的是，荀子在这里论述了“齐”与“用”的消极意义，认为“齐”的消极后果是“政令不施”，因为政治法律制度设置的初衷就是治理各种有差别的现象，如果像墨家那样“尚同”、“兼爱”，那么，政治、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实施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用”的消极意义在于“不知文”，在于“尽利矣”，也就是说只讲狭隘的实利与功用，而不知文饰与形式之功用，只讲物质之功用，而不知精神之功用。故梁启超称荀子对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这一评价，“极得墨子之症结”。

5．《吕氏春秋·不二篇》论墨家 

《吕氏春秋·不二篇》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 

孙诒让曰：“廉，疑即兼之借字。”（孙诒让《墨子间诂》引《吕氏春秋》）。梁启超先生则认为，廉是兼的刨字。（梁启超《尸子泽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合释》）因此，《吕氏春秋·不二篇》把墨子的学派特点概括为贵兼，这与《庄子·天下篇》所概括的“泛爱”，《尸子·广泽篇》概括的“贵兼”，其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6．《韩非子·显学篇》论墨家 

《韩非子·显学》论墨家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 

由上所论可见，在战国时期墨家已分为三，儒则已分为八，三家墨学，虽取舍不同，但从《显学篇》的记载来看，墨家思想的特点可概括为：（1）节俭；（2）节葬。

7．《淮南子·要略篇》论墨家 

《淮南子·要略篇》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鑥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凿江而通九路，僻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鑦，濡不给鑧。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根据以上所述，墨家思想特征应概括为：（1）节财；（2）薄葬；（3）兴民利。

8．《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墨家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认为，“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鑩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可见，司马谈认为墨家思想之长是：（1）强本节用；（2）人给家足。其不足则是：尊卑无别（尚同）。

9．《汉书·艺文志》论墨家 

《汉书·艺文志》曰：“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可见，班固认为，墨家思想的优点在于：（1）贵俭；（2）兼爱；（3）上贤；（4）右鬼；（5）非命；（6）上同。其不足则为：（1）非礼；（2）不别亲疏。 

至此，我们可以依据上述九家对墨家思想的概括，给墨家画出一个较为完整的轮廓：“节用”、“非乐”、“泛爱兼利”、“不异”、“自苦”（《庄子·天下篇》）、贵兼（《尸子·广泽篇》）、“上功用”、“大俭节”、“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荀子·天论》、“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贵廉（《吕氏春秋·不二篇》）、“节俭”、“节葬”（《韩非子·显学》）、“兴民利”、“节财”、“薄葬”（《淮南子·要略》）、“强本节用”、“人给家足”（《史记·太史公自序》）、“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上同”、“非礼”、“不别亲疏”（《汉书·艺文志》）。如果去掉了一些重复性的概括，对墨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作如下概括： 

（1）贵节非乐；（2）贵兼泛爱；（3）尚用尚齐；（4）兴利节用；（5）尚力自苦；（6）尚贤尚同；（7）右鬼薄葬；（8）非礼非命。 

以上八点作为参照，去检查《易经》，我们发现上述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蛛丝马迹，尤其是尚节、尚力、尚用、兴利等，在《易经》中皆可见其端绪。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初九之凶在于他不知自养而求养于人。正如王弼所说：“以阳处下，而为动始，不能令物由己养，动而求养者也。夫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居养贤之世，不能贞其所履以全其德，而舍其灵龟之明兆，羡我朵颐而躁求,离其致养之正道，窥我宠禄而竞进，凶莫甚焉。”（王弼《周易注》） 

李光地《周易折中》引吴澄曰：“自养于内者莫如龟，求养于外者莫如虎”，初九爻舍弃了“灵龟”，也就意味着它舍弃了自养之道。因此，《颐》卦初九爻意在告诫人们应当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去创造，自养其身，自养其心，无待于人，无待于物。与其临渊羡鱼，勿宁退而结网。《易经》作者所倡导的这种自力自食的观念，同墨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六二爻曰：“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六二爻以阴居阴，是为得正；又为下卦之中位，是为得中。得正得中，又怎么会“征凶”呢？《程氏易传》解释说：“时然也。”所谓“时然”，是说六二阴柔虽居中得正，然不足以自养，故返下求养于居于其下的初九，是为颠倒常理，故云：“颠颐，拂经。”颠，即颠倒。经，即常也。六二爻与六五同为阴爻，无法应和，就只好下求于阳刚之初九，这自然与颐道相违，亦与常理（经）相悖，也就是爻辞中所说的“颠颐”、“拂经”。 

既然下求违反了颐道，又悖于常理，六二爻就只好求养于上。即“于丘颐”。这里的“丘”应指上九。因六二之上，只有上九为阳爻，故求养于上九。但从六二到上九，中有三阴相阻，可谓路途艰险，加之上九本身又不中无位，极不可靠，故六二若执意前行，结果注定凶险。故爻辞云：“于丘颐，征凶”。 

由此可见，六二爻之凶险并不是因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不佳，而是因为违背常理，颠倒颐道，又盲目地求养于上，颠颐则失其养，妄求则获凶。因此，六二爻旨在告诫人们求生存、求发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遵循常理，切不可违背规律，丧失原则。《易经》作者的这一思想同墨家尚力思想也是相通的。 

六三爻曰：“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该爻以阴柔居阳刚之位，可谓不正不中，又居下卦震之最上位，震为动，震之三爻可谓动之极致。以此立象，说明六三爻无中正自养之德，为求养于上九而不择手段，其不正当的谋生行为已至极致，严重违反了颐道。故其结果必定是凶险的。 

二程以义理释此爻，甚得其精义。其云：“颐之道唯正则吉。三以阴柔之质，而处不中正，又在动之极，是柔邪不正而动者也。其养如此，拂违于颐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颐之正，则所养皆吉。求养养人则合于义，自养则成其德。三乃拂违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数之终。谓终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程氏易传·颐》）可见，二程认为，六三之凶乃源自其不中不正，而又盲动妄求于上九。宋人郑汝谐对此爻的解释，大致与程氏同。其云：“三应于上，若得所养，而凶莫甚于三。盖不中不正而居动之极，所以求养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谓拂于颐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动，示之以自返之理。作《易》之本意也。”（李光地《周易折中·颐》）郑氏在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六三之凶乃出自其不中不正之象，又居震之极位，苟且求养于上九，可谓大失颐道。由于该爻的特点是为了求养，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可以说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因此，郑氏认为，爻辞中的“十年勿用，无攸利”，就是告诫人们若处在这一状态时，应调整心态，静意正心，安居不动。 

可见，六三爻旨在告诫人们求养应有中正之德，应自养养人，而不应求养于人；应正心静心，脚踏实地地努力，不应贪图捷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妄求于人。因此，该爻之要旨还是告诉人们要依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和正当的方法与渠道解决生养问题，而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求养于人。毫无疑问，这与墨子尚力思想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六四爻曰：“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居上养下，是颐之正道；居上而求养于下，是颠倒了的颐道，谓之颠颐。六二爻讲“颠颐”，该爻也讲“颠颐”，但六二颠颐因拂经（悖于常理）而凶，该爻颠颐则吉，原因何在�

盖因六二爻居初九之上，而又反求于初九，因二与初是相乘而非相应，不相应而相求，自然背于常道（“拂经”）�

贱，乃有礼贤养民之德，故为吉也�

贱，礼贤养民。从象数学的角度解释说，《颐》卦乃《晋》 之九四爻下降至初位而成，《晋》之外卦为离为火，《晋》之内卦为坤为民，离火下降，光照万民，犹君主遍施德义于四海，故《象传》认为，六四之吉，是由于“上施光也”。但六四爻既以贵�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可以说，显学是诸子百家时期知名度与推广度能够凌驾于各学派的主流思想。庄子却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墨子个人提出的旁门左道。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将墨子的学说归为“方术”一类，并以此作为典型对天下方术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