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中国古代教育----徐健顺
今日蒙周坚老师拨冗为余导游柏林，如数家珍，尤至派加蒙博物馆，耳闻纵横辟阖之希腊两河文明，目接宏伟曼妙之建筑雕塑陶器，直如身在远古天国，迷恋不忍，而周老师则感国内博物馆教育之羸弱，民族文化启蒙之缺失，叹息良久。于是共论中国人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中国历史，更不知其不知，而妄自菲薄，常令西人亦为之瞠目。我一辈人上不能引民族未来之路，下不能安传统断绝之状，唯可作为者似考古学家，发掘真相，洗清污垢，复原神采，以奉后人。联想近日讲学，同道多询古代私塾事，因思撰文略述中国古代教育。
然而今日受教于周老师之大心得，尚不为古代史，而为做人之谦恭、不坚硬。唯知我之可能错，而有聆人之可能，而为己留一生路。余自推广吟诵以来，姿态多锐进，做事多坚决，此为狂狷，非君子者。赵师多诲，余尚未能。五四之失，其因亦在急切。周老师长余一岁，而谓渐知天命。师友亦多有劝余慢行者。此余心慕之事也。然余读书之少，为学之利，此非能立变者。唯日三省，多反思之。今日为文，亦为急文，各位师友不可做定论看。余不敢论今日教育何去何从，唯谈古代教育；亦不敢论古代教育，而云我所理解的古代教育。此意非定如此，而仅为余翻检旧书、拜访耆老而个人构拟者。故盼诸君指点不足、纠正偏颇，或补充见识、发表新论，共同接近传统真相，则幸甚至哉！
又，此为漫谈，不引文献考证。拜访近千耆老、翻检上万文献所得之详情，请待朱立侠君大作。

现在我们的教育场所，叫做school，教育形式，叫做education，老师叫做teacher，学生叫做student。老师不是古代的“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现在的老师不传道。学生不是古代的“生”。生者，所以学道修身安民也。现在的学生就为找份好工作。所以school也不是学校，学校不是老师站着学生坐着，而是大家都坐着，也不是一个老师面对一群学生，而是一对一的教学。当然education也不是教育。翻译误事，已逾百年。英语的所有词汇，都不能够完全对应汉语的，心不是heart，父亲也不是father。我们的文化复兴，好像要从重编字典开始。一百年前，我们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性，——这当然是对的。可是，一百年后，我们似乎应该关注一下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了，这才全而不偏，不是吗？
一百年前，中国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从一百年前上溯到三千年前，中国的教育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的人才，都是私塾官学系统教育出来的。如今，最后一代读过私塾的老先生，还有一些尚在人间。我和我的团队，这些年来到处拜访这样的老先生，询问当年的教育情况，采录当年的读书方法。昨天有人问起，那些老先生都是怎样的人？我郑重回答：不是现实中的人。和他们面对面坐，恍若隔世。他们吟诵的时候，会哭。他们和你一见如故，亲如家人。他们不顾年迈体衰，总是倾囊而授，或又拄杖带我们寻访他人，从未提报酬、版权，也从不怀疑我们是骗子，也从不担忧我们是文盲。他们都会随口作诗，儒经道藏，更是信手拈来。吃饭的时候，能为你解说每一道菜的来龙去脉。走路的时候，能为你指点每一处地方的历史变迁。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术药材、拳理兵法，都通一二。他们历尽苦难，死里逃生，却都达观开朗，笑对人生。他们是“士”，周坚老师谓横平竖直立于大地，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气节不是一个架势，恰恰是亲切，是温柔，是可爱。
我们也认识一些会吟诵，但没有读过私塾的先生。这些先生或从家传，或从学堂、大学，或像我一样从采录习得吟诵。这些先生，就感觉是现实人物。这其中的差异，也难以说清，但就是感觉不同。所以不是吟诵使人不同，而是传统教育使人不同。
您教语文，教文学，教历史，教文化，只要是中国的，是不是就该了解一下古代是怎样教的。您是家长，是学生，是中国人，是不是应该了解一下古代中国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我们现在不想了解，是因为我们以为知道，以为没有价值，以为古人就是落后。章太炎先生说：目学变耳学。对历史的认识从亲眼见到变成了道听途说。我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在身边寻访一下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亲身感受一下你以为知道的那种陌生。
在成都讲课，前面一位先生下台前说：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民族是犹太人，中国人太落后了，我们要多向犹太人学习。我接着上台，不知道怎么往下接，迟疑了一会，只好说：恐怕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最会读书的，是我们中国人，只是我们都忘了。或者说，不知道了。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人，如果把这个目的忘了，就很可能适得其反。识字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专业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这些都是途径，不是目的。在这些教育的背后，贯彻着一个精神的教育，一个做人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做事的态度和方法的教育，这才是更重要的。今天，我们重专业教育，轻精神心灵情感信仰的教育，又或把两者脱节，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没有家教门风了呢？一个原因是，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糊口甚至发财的职业，不是教师的人，或者教师在八小时之外，都很少再从事教育工作。家庭、社会的教育经常跟学校教育唱反调。这也说明，学校教育的理念没有贯彻到每个家庭。不过这也不是说学校的理念就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对此有个深入的思考。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已经没有资格教育子女。自己就没有素养、没有人格，如何激励孩子？家长平时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庸俗猥琐、无知无畏、混吃等死的状态，就是对孩子持续的反面教育。有几个家长在孩子面前敢说气节、人格？门风已堕，谈何传承？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文化复兴，往往从零开始。一穷二白，不知道该从何做起。有人说，是反右、文革，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吓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现在整体呈现无信仰、无品格、无作为的状态，这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会有反右、文革？积极进行反右、文革的不也是知识分子吗？这不是伟大领袖一个人想做就能做的事情。得有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什么？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集体蔑视，对传统品格的集体抛弃。结果是学习西方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反而失去了本来的独立人格。不过，这么说有点过分，其实反右、文革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理想的，尽管是割裂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不牢的信仰。改革开放再次延续西化未完的进程，到九十年代教育产业化，知识分子才真的彻底失去了信仰。教育产业化，老师上了台，还有什么脸面对学生？学生说：你不过就是来赚我钱的！我给了你钱，我就是上帝，你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师道不存，学生的需求被摆在了第一位，上学是为了找工作，职业规划成为很多大学生入学后的第一课！
教育不再以人格教育为首要，是教育的堕落。这与全面否定古代教育有莫大的关系。
古人读书为了什么？很多人都回答说：科举做官！这是以偏盖全。很多人读书并不去科举的，而去科举的很多人也不是非考上不可的，考上的也不是都为了做官的，做官的也不是为了做贪官的。儒士是为行道而上学、出仕，这一点不可不知。
古代的教育，其目的是树人。把高洁的品格和文化的特质注入一个人的生命。从诵读经典到诗词文赋、琴棋书画，从理性到感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在进行人格教育。教育出来的人，可能成绩不好，但人品首先要好。这样的人，为世所敬重，并不在于做了多大的官。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绝大多数文人的身上，有一种气节，一种精神。在任何地方，中国人都会团聚在这样的人的周围。

老有人指责我们古代的教育压抑个性、压抑自由、压抑创造性、压抑感性，一说到学习传统教育，就质问：那创新能力怎么办？我们培养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创新能力！现在到处都在说“创新”，弄个城市精神也有“创新”。要知道当喊出一个口号的时候，一定是缺那样东西的时候。到处喊“创新”，就是因为中国到处缺“创新”。喊“国学”，就是缺“国学”。喊“环保”，就是缺“环保”。同样的道理，西方教育喊“个性”、“差异性”、“创造性”、“想象力”，就是因为他们缺这些个。华德福也好，蒙台梭利也好，现在也都不是西方教育的主流。我们古代的教育，一直喊“规矩”、“道理”、“次第”，因为我们缺这些个。我们的教育，太个性了，都一对一了，还要怎么个性？所以我们从不谈教育的差异性。我们的教育，太富有创新性了，所以也从不谈创新。——这是真的吗？我想有人又会这么问。是真的，往下看后文会明白。——子曰：温故而知新。学吟诵的都知道，“而”是虚字连词，当长读，就是重中之重的意思。它表示三层涵义：温故和知新是两件事、先温故后知新、温故了就一定要去知新。创新从哪里来？从温故来。你觉得这是谬论吗？可是伽达默尔也这么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所以我们的古代教育，重经典，重基础，重传统。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缺创新能力？答案一目了然。是古代文人的创造能力强，还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创造能力强？作为大学老师的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作为天天面对当代大学生的老师，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我都快让他们愁死了你知道吗！
哪怕是双胞胎兄弟二人，头一天一起入学，第二天，两个人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性急，就读《中庸》吧。一个人性慢，就读《孟子》吧。学习的内容不同、教法不同、进度不同、考试的标准也不同。这就是一对一教学。现在连博士生也没有这个待遇，就算这位博导面对一个学生上课了，他心里还不平衡呢，而教法恐怕也和教别的学生一样，是名为一对一，实为一对众啊。而我们古代的学童，是从三岁开蒙就是一对一待遇的。怎能相比！
这个法子，是孔子传下来的，至少是他确立的。看《论语》《孝经》《礼记》，孔子授课都是一对一的，是问学制。上大课一定是讨论课，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也有概论课。但是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时候，一定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人的教育，是针对个人的个性化教育。所有的私塾先生都做到了吗？当然不是，当然有混混。但是我们要学那好的，不是吗？一对一，你就要关心学生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到性格，为他设计独特的学习套路。这不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吗？所有西方教育学所梦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实现。
我们一直都说孔子的教育是因材施教，不同的学生给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知道这种教育态度是建立在一对一教学的教学体制上的。没有一对一教学，因材施教很难实现。现在不就是这样吗？老师们会讨论一个班的教学，到底是以好学生的需求为标准，还是坏学生的，还是中等学生的。这本身就是对因材施教的背弃。
现在的很多教育辅导班，打出了一对一辅导的招牌。可见一对一教学是多么有魅力。可是以前的一对一教学，比现在的辅导班、家教还要厉害得多，因为现在有标准答案，那时候没有。一对一冲着标准答案去，最终还是一刀切。没有标准答案，才是打开了天堂的大门。

有人说，古代教育没有标准答案吗？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是，所以八股文有问题，为主流教育所诟病。但是，八股文正名是制义，是王安石发明的。王安石发明时，原意正是要打破标准答案。看看他做的八股文，个人之见横溢喷涌。所以八股文的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圣贤不在了，你要出来代替他们说话。你要说的跟他们一样，要你何用？明代以朱注为标准答案，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流弊深远。而另一方面，你看见大家都在骂八股文，不是证明核心的教育并没有被八股文带走吗？八股文只考四书五经，都是先秦的作品，所以徐灵胎骂道：“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真的只背四书五经和注疏的，其他不读的人，是被人笑话的。文人哪个不会诗词文赋？哪个不会琴棋书画？哪个没读过诸子百家、史记通鉴？哪个不知道天文地理、农业水利、政治经济、中医武术？若这些个不会，这个文人没脸出去见人啊，怎么跟人交往啊！所以说，尽管科举不考，但是文人的教育，还是很丰富、很深厚的。因为儒家的教育，从来不以国家考试为目的，也不承认国家考试是指挥棒。
中国的教育，向来是私人教育为主流。自孔子开创此传统，因此他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中国的教育，主要都靠民间私人教育。县学、府学、太学，有时兴盛，有时衰微，而且名额有限，所以大部分文人不是官学培养的。儒家私人教育，以求道行道、济世安民为目的，岂是有限的考试所能指挥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所谓君子不器！君子是修身求道的，不是为考试而生的。
我看过不少学校和私塾，学校就不说了，现在私塾也难见一对一教学的。大家都是一本课本在手，一群孩子一起教。我想是很多人还不了解古代私塾教育的缘故。但是，也有人知道了一对一教学，还是不能去做的。我也听到很多老师的反映：这个太难了！不适合现状了。现在教一个班都课时不够用，再一对一，怎么教啊？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课时，甚至没有合适的教室。
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古代的私塾，一般只一个老师，教十几个学生。书院，一般有几位先生，分别教学，也是一位先生教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他们是怎么教的？您要说，我是面对五六十个学生啊，那么您就是三四倍的学生而已嘛，可是私塾先生是包班制，他一个人语文数学音乐体育天文地理政治经济书法绘画全教啊。您把其他课的老师都算上，现在我们学校的师生比例也是一比十几到二十的样子。完全做得到啊。关键是怎么做。
首先，一个老师要能承担语文数学英语自然品德音乐体育等多门课程。对于小学来说，一个老师承担多门课程是完全有可能的，特殊的课程的确不能上的，可以独立出来，比如体育。有的老师会说，我教一门就那么多学问，怎么能教好几门？这个说法有合理之处，的确即使小学一年级的数学也是门学问啊，往深里说也是深不可测，但是，教得差不多是不需要太多精力的，而且不同的课互相之间还有辅助功能。古人做得到，现在受过现代教育的教师也应该有此决心。
即使西方科学不适合一对一教，那么至少语文等中国文化课可以尝试改。如果不适合全部一对一教，那么至少尝试某些时候一对一教，但是一对一要形成主体才好，这样才能形成学生的一对一学习习惯。而且，一切都是尝试，也未必西方科学不能一对一的，至少某些时候。
这样的结果，就是班级变小，但是每位教师的授课时数增加。这里有个教师的劳动量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不管上不上课，老师们都是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授课时数增加，并不意味着劳动量一定增加，只要您会教。
现在我们即使面对20名学生，也还是不会一对一。除非真的只面对一名学生。这就是教学方法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借鉴古代的教学方法。

五
古代的教学方法，在一对一方面，最突出的，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也就是自学。
古代学校的班级设置，是纵向混合班。现在我们都是横向混合班，是跟西方学的。纵向混合班，就是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一起学，蒙馆学馆从3岁到18岁都在一个班上，县学府学从15岁到50岁都在一个班上。
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横向混合班？是为了学生有伙伴吗？伙伴不一定是同龄的，况且下了课还可以找同龄人玩。是为了学习时互相帮助吗？这个好像是纵向混合班的优势哩。所以说到底，横向混合班，是为了统一的教学。还是西方世界观的问题。
古代的私塾官学，上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桌子，没听说两人一桌的，还划线分桌。这些桌椅的摆放、形式，都是与教学目的相关的。有时桌子也各各不同，因为是从各家自己搬来的。桌子有自己的个性，至少您知道鲁迅在他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吧。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都很重要。
上课读书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出声，但又不能大声，免得影响别人。这个度的把握，就是以先生听得到为尺度。先生坐在前面，可能正在给一名学生授课，也可能自己看书，但是他的耳朵听着你呢，每个学生，谁念谁不念，谁在念什么，他都听着。谁念错了，他就知道，就可以出声纠正。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也这样描述过啊。我们也采录过很多老先生，证实的确如此。
每个学生都在出声读，但又不影响别人，这种小声读的情况，古代有个词形容，叫做“书声琅琅”。现在好多人都写错字，写成朗诵的“朗”。什么叫“书声朗朗”呢？就是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大声读书。但是，是玉旁的“琅”啊，美玉的意思。两块美玉相碰，还大声，那不碎了。“书声琅琅”，是形容读书的声音像两块美玉轻碰，发出的美妙的声音，声音不大，而且各各不同，但是汇聚在一起又很好听，因为它是吟诵的，是唱的！走进学校，听到学生们在各自读书，旋律优美动听，声音不大但是汇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叫做“书声琅琅”。
好了，每个学生都在小声读，先生听得见，当然学生也听得见。但是声音的音量不大，可以使你在不想听时，在自己读书时屏蔽掉别人的声音，可以专心读自己的书。你会说，这个音量控制太难啦，当然啦，不训练当然难啦。你觉得笔直坐好手背后容易吗？还不是可以做到？就是个训练而已，很快就可以学会的。还有人说，别人在边上读书，我一定看不进去自己的书。那也是训练问题。从3岁开始练，不信你不行。
正因为读书声不大，可以屏蔽，也可以不屏蔽，所以旁人的读书声对自己也是个学习。试想一个3岁的孩子在读《三字经》，旁边一位8岁的孩子在读《论语》，这个3岁的孩子也要到6岁以后先生才教他《论语》，可是到那时候，他已经听人读《论语》听了三四年啦！学起来能不快吗？充分地利用休息的时间、走神的时间、玩的时间（学生经常坐在下面玩的，可不是现在这样守纪律，因为都是自学的，最后能背过就行，不论他怎么让自己背过的）来潜移默化地学习，利用潜意识学习，利用预习，利用量的积累所产生的加速度，这就是中国古代的教学。你能说古人不懂教育、不懂心理学吗？现在说利用屏闪来学外语，利用睡眠时播音来学外语，同理的东西，古人都有的。

古代文人能背过多少字？一般在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之间。大家都听说过茅盾能背《红楼梦》吧？随便打开一页，他都能背下去。能背《红楼梦》的不止他一个。《红楼梦》一百万字。这还是当玩的。真正要背过的，首推十三经。科举要考的。八股文是从十三经中随意抽取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字，就以此为题作文。所以十三经都是要背过的。十三经多少字？据南宋郑畊老统计，周易24207字，尚书25800字(近人黄侃除去伪古文，则17925字)，毛诗39224字，周礼45806字，仪礼56115字，礼记99020字，左传196845字(孔子春秋本文18000字)，公羊传(清阎若琚统计)44075字，谷梁传(清阎若琚统计)41512字，论语13700字，孝经1903字，尔雅13113字，孟子34685字，大学1753字，中庸3568字，共计641326字。
背过这64万字就可以进考场了吗？当然不行。因为你还不会写八股文呢。八股文是十三经为题，所以古代的高考复习资料叫“高头讲章”，就是把十三经的每句话都作题目，下面附上一篇典范八股文。排版的时候，题目也就是十三经正文高出八股文，所以叫高头讲章。没有这些高头讲章做底，你怎么敢进考场？一篇八股文多少字？五百字到一千多字。也就是说，要看十三经的千倍的文字。一个考生掌握的数量大概就在几亿字。其中不会都背过，但是背过的也当在百万字以上。
背过十三经，掌握高头讲章，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明清科举虽然主考八股文，可不是不考诗词文赋，况且诗词文赋也是八股文的基础。要掌握诗词文赋，就要背过或熟读楚辞、乐府、汉魏六朝赋、古诗、唐诗、宋词、元曲、诸子百家、文选、古文观止等等一系列诗文，字数也不在几十万以下。
这样就可以了吗？当然还是不行。没有读过《史记》算什么文人？没有读过《资治通鉴》算什么文人？所以还要读史，好的也要背过。此外，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卜数术、拳理兵书，都要涉猎。琴棋书画、文武双全，这才能算是个文人。

所以说，古人文人能背过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决非虚言，也非大言，而是保守估计。现在我们的学生能背过多少？我在大学教课，大一新生我总会问：能背过多少字啊？有一万字吗？下面都摇头。有五千字吗？下面还摇头。这就是我们的教育。
不过，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有位中学老师告诉我，他在班上做了个调查：你能唱多少流行歌曲？结果，大部分学生能唱一千首以上的流行歌曲。大家进了卡拉OK厅，就知道什么叫会唱歌了。中学生正在追星期，会一千首歌不算多。一千首歌的歌词有多少字？十万字左右。我们的中学生能够背过十万字以上的歌词！可见，中国人的背诵能力没有丢失，只是背错方向了。
为什么歌词好记？因为它是唱的。以前我们的诗文都是唱着背的，这就是吟诵。吟诵比现在的唱歌还有一点不同：它是你自己的调子！所有的经典、诗文，都是你在作曲，是你自己的流行歌。你自己创作的歌会记不住吗？
还有人说：有必要背那么多吗？你看人家美国学生就背的很少。是，当然，那是西方文化嘛。前面说了，西方人认为世界有统一的规律，所以做实验，找到规律就行，剩下的就是套规律、细化规律，以及不同规律之间的关系。所以，学习是一个抽象的过程。中国文化认为世界没有统一的规律，只有不断变化的道。掌握道可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背过一个公式就行的。你看孔子说仁、说孝、说君子，都是因人而异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敬。”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这都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做出的答案。比如子游看来是能养不能敬父母，子夏看来是对父母态度不好，等等。那到底什么是孝？你要是这么去问孔子，他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做一个回答。你要是说：“请先生给我们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吧！”孔子就会像达摩那样回答：“把你们带来我看！”这世界上没有一样的学生，就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每一个答案又都是道，都很深刻。但是，又不是说所有的答案背后都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又成西学了。看到太极图了吗？那就是一个大致的描述。没有核心，只有不断变化着的不同的核心之间的关系。这么表述其实还是不准确的。真是不能说，说出来就是错。就像吟诵也是一样。我一直在强调吟诵的规则，这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太不守规矩了，可是，我若生在宋元明清，我定要强调突破规则。规则不是死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只不过，每一次突破要有理由，不能没道理。好了，一个人，可以面对不同的人说出不同的答案，每一个答案都是恰好针对那个人的情况的，这个人当然是知道问题的答案的，这就是得了“道”的人。得道之人和得公式之人，差距有多大！
所以中国的文化，不是背过条条框框就行的，必须连材料一起掌握，了解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了解大道的各种变化和变化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的学习要背过很多东西。背和不背是不一样的。背全文和背选本又是不一样的。对于西学可能差不多，对于中国学问，却差距很大。《论语》492章，如果只看过选本100章，那392章都没看过，在以前的中国人看来，一定是如瞎子摸象，只得其道的几个侧面。比如只读了孟懿子问孝，那就以为孝是无违于礼。其实这只是孝的一种表现。而要命的是，如果固执于这道的侧面，排斥其他的孝的表现，结果还不如不知道什么是孝呢，有害无益。所以，要读就读整本。现在您就明白为什么章太炎先生反对教育改革“目学变耳学”了吧。教材、课本这个东西，对中国文化来说，常是弊大于利，甚或流弊无穷。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教育没有课本，都是读原著，整本读。都要整本读吗？那也不是。如此固执，就又是有违大道了。不是所有的都整本读，都要背过，而是重要的要整本读，典范的要背过。哪些是重要的、典范的？大家有个大概的认识，比如十三经。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随着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不同、人的不同而不同的。至于其他的，哪个更重要，更是因人而异。十三经内部也不同的。根据学生的情况，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孟子》，有的可能要重点读《左传》。如此丰富多变，可是跟今天还是有质的不同。因为今天我们是基本不读原典，读也只读极少量的选本，而且还是配着教材做着西方式的解说的。——读书人一声长叹啊。

复习，是每天都做的事情。不断地滚动，不断地重复。
会讲，是讨论课。出一个题，大家讨论，检验学习成果，发表个人高见。当然是水平差不多的学生在一起。古人是非常重视辩论的。切磋和讨论，也是学习得真知，尤其是创新的重要途径。《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就是会讲。会讲最后，老师点评。
这是一位老师主持的会讲。在官学和私学书院，常有两三位老师共同主持的会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形式。因为老师们之间，意见并不一定统一。看老师们之间互相辩论，学生又参与讨论，这种思想的激荡，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它所达到的学习效果，也是巨大的。朱熹与张栻在岳麓书院的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的会讲，都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事。史载，随着会讲的热烈进行，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台上台下的辩论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外围得水泄不通。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学子们的马喝光了。这个传统一直为儒学所继承。

六
现在说说读书以外的教学。
先说识字。
古代的教育，是在蒙馆解决识字问题的。进了学馆，先生不管识字，就是没有识字课的专门内容。先生会教怎么查字典，学生有了难字也可以请教，但是，没有专门教识字的时间。识字，是要在六岁以前通过自由阅读关的。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做采录的，采录了六七百位私塾出来的先生，而且有大量的文献为证。这个事是毋庸置疑的。古代编有《不二字》这样的书，就是识字课本，把蒙学中重复出现的字去掉，剩下的就是生字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共是2250个不二字，其中2000个左右都是常用字。蒙学不是只学三百千的，还会学点别的，声律启蒙啊，千家诗啊，于是识字量就过三千了，经常能达到四千字以上。
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一位关辛秋教授，她的父亲老关先生，是安徽人。我们采录过他。关先生四岁开蒙，六岁父母双亡，家庭出了变故，他一下子成了流浪儿童。就是两年的蒙学学习，很明确。他流浪流浪着，就流浪到了新四军那里。新四军收留了他。收留的那天，新四军的首长看着他问：“小鬼，认字吗？”他回答：“认得。”“认得多少？”“不知道！”首长就笑了，指着里屋说：“去，到里屋去，自己数数，认得多少字！”他就去了里屋，很认真地数自己认得多少字，半天，出来跟首长说：“三千多字。”首长很惊讶，这么个六岁的孩子认得三千多字，太好了！于是，他就做了新四军的情报员。因为他小，鬼子不注意，他可以这边看了书信，到那边背给别人听。老关先生是位老革命，解放后一直在东北工作。这个材料很纯粹，两年的蒙学学习，就是三四千字的识字量。
三四千字，对于汉语来说，就是自由阅读线。有了这些字的基础，就可以阅读任何他想读的书。古代的儿童，是六岁就可以读任何他想读的书。我问过很多先生，小时候父母是怎样督促他学习的，像叶嘉莹先生、钱绍武先生等很多先生都说，没怎么样啊，就是父亲的书房是开放的，我可以去看任何书。看任何书有个条件，就是识字过三千。关键是他从六岁就自由阅读，他就会养成读书的习惯，爱读书。现在我们的学生，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是小学六年级毕业，识得1700字，据说还在减负，要减成1500字。到了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才有自由阅读能力。所以我们的孩子只能打游戏，看喜羊羊。所以现在的儿童不爱读书。有人说：他可以看儿童文学！是，我也支持儿童文学，但是，有一点需要了解：儿童文学不能只看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成人用儿童的语言和较少的常用字专门写给儿童看的作品。如果没有成人写呢？如果成人写得不好呢？就只能看不到了。就算是所有成人都来写，也不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因为每个儿童都是不一样的。况且，用少量常用字，很难传达出文化的深层。您说，等他长大了读！可他从小就看到的是这样的浅层的文化，未必长大有这个读书的兴致。又况且，儿童不是只能读儿童文学。儿童也需要直接阅读成人的作品，当然是一部分，但是这部分很重要，对于他形成真实的社会观、世界观很重要。所以，不管怎么说，都是儿童有自由阅读能力是好事。

但现在教育界主流反对儿童早识字、多识字，这个理念也是来自西方。西方教育学认为，儿童的感性大于理性，而识字是理性的，所以过早识字是摧残儿童。我举双手赞成这个理念的内涵，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西方的文字和汉字不同。西方，乃至世界上所有的文字现在都是拼音文字，只有汉字不是（还有东巴等极少数文字，但那只是巫师用的）。拼音文字是用理性记忆的，汉字不是。去年香港的温金海先生转给我香港大学脑神经专业的一个研究成果，我把这个成果的结论页作为免费资料提供给了所有吟诵学会会员。这项研究是汉语学习和学习英语的脑神经作用的对比，历时多年完成，结论说：学英语主要用左脑（逻辑），学中文主要用右脑（形象）。所以，如果要尊重儿童，那么西方儿童应在6岁后识字，而中国儿童应在6岁前完成识字。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开始的，为什么后来他们都变了拼音文字？因为拼音文字简单。象形文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拼音文字主要是音。一个儿童从一岁起就知道桌子念desk，长大后背过26字母，桌子怎么拼？desk。就这么简单。易学易记易用。象形文字就不同了，难学难记难用。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坚持象形文字？因为，我们的汉字跟一般的象形文字又不同。他们找到了一条象形文字也简单实用的发展之路。
汉字是声旁为核心的音形义一体文字。比如“辰”，这个字的甲骨文是 ，字形像一个人手拿着东西打击一个贝壳或者石头。它的上古音大概是zhən，是一个浊齿音声母，加半闭元音，加鼻音。浊齿音是用力的意思，鼻音表示有过程有回味，半闭或半开元音表示有不大的动态。合起来，是震动、打开的意思。您读读这个音，是不是有震动的感觉？这就是语音的产生机制——象似，以口腔的发音过程模拟语义。好了，辰是震动，所以女人肚子里有震动为娠，虫子在洞穴里动为蜃，太阳震动着离开大地为晨，手震动为振，下雨的天空有震动为震（雷）。这就是汉字的诞生机制。
汉语的语音是有意义的、有道理的、有规则的、有系统的。不讲语音的意义，不能叫语文！一个汉字，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声母、这个韵母、这个声调？全是有道理、有来源的。
汉字的字形，与其他民族的古老象形文字也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字，在几千年后，大部分很难再猜出来是什么意思，因为，字形与巫术太相关了，符号性太强。我们的汉字，甲骨文大部分都猜得出来，因为它主要使用生活意象，这些意象，到现在大部分还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所以一眼便知。也正因为如此，汉字今天还可以用象形文字的方式进行学习，而且生动有趣。

我们一起读钱穆吧，还有南怀瑾。
还要争辩一点。就算是华夷之辨，也可以换一种形式啊，为什么要一大堆姓在一起，毫无涵义。远远不如“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有涵义。
这就是说，《百家姓》是乱码，只能死记硬背，所以要反对。果然如此吗？且不论《百家姓》有格律、有节奏、有韵脚，就算是乱码，乱码没有价值吗？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都是乱码。儿童的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乱码变成有序的码。随着年纪增长，这项能力渐渐消失，我们逐渐都是通过逻辑来记忆了。还记得我们的一些中学同学考上了北大、清华吗？还记得他们的一个常人做不到的能力，就是能背圆周率吗？谁能把背乱码的能力保持到成年，谁就是天才。天才就是童才啊。再回忆一下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背过很多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歌谣？我们更喜欢知道意思的歌谣，还是不知道意思的歌谣？至少不相上下。国外有一项比赛，就是背乱码，前些年还引进到中国。这是智力游戏，明白了吗？我们古代的儿童，从小就训练背乱码，这在教育学上，应该是一大奇迹！应该再次感恩祖先！
按照吟诵的规律，开蒙似以《百家姓》为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没有涵义。在吟诵的方法上最简单，只有依字行腔，没有依义行调。其次则《三字经》，然后《弟子规》，然后《千字文》，然后《声律启蒙》，然后《千家诗》。声韵类的靠后放，因为节奏有变化，年龄小的孩子不容易接受。古文一般情况下，不当在幼儿期读，因为古文是完全没有节奏的，那是另外一种节奏，是快快慢慢、高高低低的美，是气，曹丕说：文以气为主。见过打拳吗？读一篇古文，就像打一套拳，窜高伏低、辗转腾挪、忽快忽慢、大开大阖，最后敛气收官。这是高境界的美，是儿童所不能体会的。所以，幼儿也不宜读经，因为经基本是古文。只有《诗经》和个别有节奏的篇目可以读。经是一定要读的，但要押后到六至八岁以后为宜。

七
再说礼教。
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吃人的封建礼教”这个常用词组？“礼教”总与“吃人”连在一起，让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礼教吃过人吗？吃过，当然吃过。但是，那是伪礼教。不能把披着羊皮的狼犯下的罪孽算在羊的头上是不是？真正的礼教吃过人吗？没吃过，礼教只成人。说礼教吃人的，要学习什么才是真正的礼教。
礼教不是礼仪，“人而不仁如礼何？”礼是内心对生命的尊重。礼仪可以从权，也可以与时俱进，但内心的真诚不可磨灭。
那么说来，就完全不必恢复汉礼了，只要我们真诚，就现在的礼也罢。
然而，非也。与时俱进的意思，不是存在即合理。问题是现在的礼有问题。一来太少，二来太乱，三来太重表面，四来太与中国文化无关，所以，还是要研究汉礼，以资借鉴。
说到礼，非我所长，请大家多看彭林教授等专家的讲解。
我还是说说古代教育中的礼教。礼教者，非宗教也，乃指“礼”的教育。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可以看成是孔子主张的教育顺序吧。
诗，即《诗经》，在周代可看成是贵族子弟的教育课本之一。未成年的贵族子弟们，都要学习《诗经》，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人际交往都要用《诗经》的。然而，看看这个课本，不觉得奇怪吗？上下八百年，纵横六七省，作者从公侯到奴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内容从祭祀、政治，到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把《关雎》这样的情诗放第一篇……这到底是要闹哪样？
《诗经》是个大杂烩，这样的课本的功能，按照逻辑也只能有一个答案，那就是：认识社会百象、人生百态！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什么是“思无邪”？就是思想都纯洁、没有不道德？那《诗经》里还有野合怎么算？还有骂人怎么算？“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骂得好狠哪。所以“思无邪”不是那意思，而是“真实”的意思。没有假装，没有掩饰，没有作秀，一切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野合也是真喜欢那姑娘，骂人也是真气愤那人。《诗经》都是真的！所以才能做社会百态的课本。给人讲社会现状，还撒谎，那有什么用呢？那不是误人子弟吗？
因为真诚，所以感人。每一篇诗，都能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实意。如果您吟诵的话，这种感觉就更切实了。仿佛能触摸到那音容笑貌，那情感的细节都在音韵中跳动。因为古人是用声音作诗的！文字可以撒谎，声音很难撒谎。古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文字，还留下了声音。“兴”，兴发感动，因外物外人而引起了自己内心的波澜。这外物外人一定得是真诚的。
周代的贵族子弟们，吟诵着《诗经》，仿佛完全看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体会到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人生。这就是他们成年后要面对的世界、面对的人群、面对的人生。真实的、残酷的、伤感的、美丽的、丰富的、危险的人生。于是子弟们一片喟叹之声。
了解真实的人生，是教育的第一步！反思现在的教育，是不是可以有很多感想？
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社会和人生，谁不有焦虑？谁不有担忧？虽有抱负，虽有梦想，如何实现？如何度过平安幸福的一生？
于是，“立于礼”，这时候，礼教出场了。孔子告诉弟子：只要有“礼”，就什么都不怕，就有幸福人生。
立，不倒。什么人才会不倒？怎样做才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倒？就是正。邪不压正。只要是正的，就无所畏惧。什么是正的？就是无私的。无私则正。
我邀请王财贵教授讲座，见到有人问他大义灭亲之事。他说，这是个两难处境，就如老婆和老妈掉水里了，先救哪个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到了那时才有答案。因为情况都不一样。到了那时，你心是正的，救谁都是对的，心是邪的，救谁都是不对的。
“礼”是对生命的尊重。在“礼”的背后有“仁”。仁者爱人，所以仁者无敌，无敌就是立。
所以吃人的都不是礼教。“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是礼教，“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才是。溜须拍马、八面玲珑不是礼教，“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才是。以德报怨不是礼教，“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才是。露八颗牙微笑不是礼教，内心的感激才是。（最后是彭林教授语。）
礼教教的是礼仪，是生活常识和待人接物的规矩，但更重要的，或者说真正的目的，是教授对生命的尊重，对别人的，也是对自己的。

屈原作诗，和《诗经》里的诗，创作目的有所不同。第一，屈原是士大夫，而且是贵族、王族，他的身份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就和《诗经》中的绝大多数作者不同。剩下的贵族大夫之作，和屈原也有差异。屈原的诗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又剩下的诗，如《诗经 王风 黍离》等，还是跟屈原的诗有差异。屈原一直在强调他的高洁，香草美人，内美修能，实际上一切抒情都是围绕着个人的人格确认进行的。
屈原以后，诗歌进入了楚辞时代。大江南北皆歌楚辞、作楚歌。楚辞成了流行歌曲。汉朝更是楚人所建之朝，楚文化一时成为时尚文化。由屈原直至汉武帝，汉诗的主体是楚辞。汉武帝时才告结束，转向汉赋主体。由此，屈原成为了后世诗人的模仿典范。
屈原给后世诗人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除了他的诗歌之外，还有两样。一是吟诵，“形容枯槁，披发行吟于泽畔”。屈原是吟诵着创作的！从那以后，诗人都吟诵着创作。另一样，就是诗歌的创作目的。以往诗歌创作的目的，主要是抒情，此外还有祭祀。屈原把修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上，虽然他还谈不上是作诗为修身，但在诗中，他是处处自命高洁，并以此为核心，组合起其他内容。
此后，经汉魏文人诗、六朝诗，到唐诗，文人作诗的修身目的上升到了第一位。到了杜甫，完全确立，并在宋诗中得到了极大发扬。宋元明清，都是这个路数。
至此，“诗”已不是原来的“诗”，当然“诗教”也就不是原来的“诗教”了。我更重视的是后世的“诗教”，是文人以作诗为生命状态的那个“诗教”。在孔子时代，作诗或者作歌不是必须的，作歌的目的是陶冶性情，或抒发感情，并没有把它当成修身功夫。这个转变，是由屈原、曹植、陶潜、杜甫等人接力共同完成的。
在历史的后半段，作诗已经成为儒士的必修功课。我们就在这里来说“诗教”。
现在的语文、文学课，所有的影视剧，鉴赏类书籍，说到诗歌创作的时候，都在背后暗含这一个观念：诗歌是抒情用的。李白为什么要创作《静夜思》？为了抒情啊。如此等等。但，果真如此吗？
后世文人皆作诗。哪个文人不会作诗啊？这里面，有好人，也有坏蛋。比如，秦桧也作诗，严嵩也作诗，和珅也作诗。他们的诗都是什么内容呢？如果作诗是为了抒情，那么秦桧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害岳飞之快的，严嵩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弄权之喜的，和珅的诗一定有几首是抒发贪污之乐的。有吗？没有。严嵩和珅的诗，跟其他人的诗一样，主题也是伤春悲秋、人生苦短之类。所以说，文人作诗主要不是用来抒情的。
再看诗本身。文人诗的主题，是基本固定的，不外乎伤春悲秋、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咏史怀古、咏物言志、唱和酬答、友情亲情、思乡怀归、羁旅思妇等等。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汉诗来说，实在是太少了。相对于今天的自由诗来说，也是太少了。诗的结构也是基本固定的，即所谓起承转合，罕有意外者。诗的因素，就是构成单位，是意象，而中国人的意象是全民族共通的，很少有个人意象。格律也是基本固定的，押韵也是必须遵守的，等等。总之，你要作一首诗，一开口，有一半就已经作好了，大家都一样。如果诗是用来抒情的，这不是太不靠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