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与王朝更替，封建征战不无关系，各自带着时代的特点。但是医学本身是一门独立性科学，它总是随着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文化提高。向着自身的更高层次开拓和完善。
清代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充分表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清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阶段，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活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到雍正乾隆年间又因文祸、禁书的影响，考据学盛行，不少医家和学者，遵经卫道，偏重对古典医学文献的整理和校订，并结合医疗实践，提出一些新方法，发现某种新规律，扩大医学领域，充实其分科内容，形成新学派。所以，清代医学的“承前”，决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成果，而是对过去文献加以整理、校订、研究和归纳。所谓“启后”，并非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而是在治疗实践基础上，发展祖国医学，赋予它以生机和活力。清代医学史乃清代专史一个组成部分。本文仅结合清代对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药物、方剂学的发展，温病学派的形成；临床各科的成就等方面，就清代医学史作一简要介绍和概述。

一、 医学经典的整理和研讨
清代医家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典籍的注释和阐发方面，曾有突出贡献。有的对原著内容加以适当整理，有的对原文涵义加以确切疏释，这对我国医学理论的深入探索和进一步丰富，以及对后人加强对原著的理解和应用均有直接帮助。
张志聪(字隐庵)于康熙八年(1669)著戍的《素问集注》和康熙十一年(1672)著成的《灵枢集注》 (各九卷)，是他长期对《内经》进行研究的具体成果。张氏认为“经义深微，旨趣层析，一字一理，确有指归”[1]，所以他在著述时，态度十分认真，“殚心研虑，鸡鸣风雨，未敢稍休”[2]。这两部著作，相辅相成，虽分二帙，实为一部。张氏把“惟以参解经义，不工词藻”[3]作为注解的基本原则，此书阐明了历代医家所忽略和回避的若干疑难问题，这是他对医学理论的贡献，同时也因其本于所谓“惟求经义通明，不尚训话详切”[4]的宗旨，因而在他的注解中，也有以私意测度前人，望文生义，牵强附会之处，这是他的不足。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元御(字坤载)著成《素问悬解》(十三卷)。黄氏三十岁左右，因目疾为庸医误药致害，发愤学医。他对灵、素之奥旨，多有研究，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秦汉以后，始著于竹帛，因辗转传抄，不免发生错乱。黄氏此书，揆诸古义，经过参互校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所注释，每有发明。他于同年刊行的另一著作《灵枢悬解》
(九卷)，也以错简为说，对通行木《灵枢》八十一篇的主要内容重予编次，并在原文的个别段落之后加以简要注释，成为一家之言。
乾隆十九年(1754)，薛雪(宇生白)所著《医经原旨》(六卷)刊行。薛氏因母病而潜心医学，博览群书，精于典籍。此书系选录《内经》重要内容，参酌张景岳《类经》注释，并广集诸家之说，重于撰注而成。简明扼要，颇有特色，但略于针灸的记述。
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大椿(字灵胎)所著《兰台轨范》刊行。徐氏学有家传，博通天文、水利，兼工诗文，前后业医五十余年，经验丰富，疗效卓著。《兰台轨范》，本是一部综合性医书，对临证各科，分门阐述，辨证皆本于《内经》等古典医籍，去取极为严谨，对《灵枢》，《素问》精义，多有发挥。其特点是，“每方之下，多有附注，论配合之旨与施用之宜，于疑似出入之间，辨别尤悉，较诸家方书但云主治某证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为精密”[5]。只是徐氏颇信前人“服食”之说，在所列通方之中，往往裁有金石燥烈之药物，这是此书的缺点。
张志聪的学友兼弟子高士栻(字士宗)，曾继张氏纂集《本草》、
《伤寒》诸书。因感到《亲问》一书，各家注释，不是苟简隙漏，就是肤浅不经。对张志聪的《素问集注》，他也认为义意艰深，失于晦涩。不得已更作注解，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著《素问直解》(九卷)。此书注释简明，可与正文配合研读：
汪昂(字讱庵)，早年业儒，为邑诸生，三十余岁弃举子业而笃志于医，前后历四十余年，著述颇多。汪氏认为《素问》，《灵枢》本是医家必读的要籍，但全书浩衍，随问随答，不便观览。于是参考各家之说，将两经合编为一帙，名为《素问灵枢类纂约注》 (九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此书删繁辨误，附以己意，堪称《内经》节注中的善本。此外，陆懋修(字九芝)的《内经运气病释》(九卷)，《内经遗篇病释》(一卷)、《内经运气表》(一卷)、 《内经难字音义》(一卷)，胡澍(字荄甫)的《素问校义》
(一卷)，陈念祖(字修园)的《灵素节要浅注》 (十二卷)，都是各有特色的医著。诸家在某些问题上，虽观点不尽一致，但这些著作，均对研习《内经》，提供了参考。
在《难经》的研究方面，雍正五年(1727)刊行徐大椿著《难经经释》(二卷)，它是用《内经》的经义来解释《难经》的一部著作，共特点是：“训诂诠释，则依本文，辩证考证，则本《内经》”[6]。此书对《内》、《难》二经的有关内容，阐发义理及其学术渊源，颇能“逐难发挥，考证详明”，“深思体认，通贯全经”[7]。在经络，脏腑学说方面，每有独到的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因徐氏主张“言必本于圣经，治必尊乎古法”[8]，故其学术思想，总的说来，是尊经守旧的，这不能不使其对典籍的诠释，具有某些复古主义色彩。乾隆二十一年(1756)刊行的黄元御所著《难经悬解》 (二卷)一书，是根据他个人的研究心得，对“八十一难”逐段予以注释的一部著作。黄氏认为《难经》的旧本，多有讹误，所以有必要进行更定，但真正发挥原旨奥义的学术见解并不多。
在《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方面，则首推顺治五年(1648)喻昌(字嘉言)著的《尚论篇》(此书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其文过繁，世称现名以从简)。此书先论《伤寒论》大意，次辨王叔和编次，林亿，成无己校注之失，继则以六经各自为篇。纲目分明，条理井然，这部书实本本有失《伤寒论条辨》的看法，而较方氏更有创新。正如评者所说，能“发仲景之精微，补正叔和之疑阙，参以妙悟，得之神解”[9]，但有人认为亦有“颠倒仲景原论中撰次”，“殊悖于理”[10]的地方，喻昌的弟子徐彬(字忠可)，于康熙六年(1667)著《伤寒一百十三法发明》。他的学术观点皆源于喻氏，但忠可认为《尚论篇》详于论证而略于方论，颇觉美中不足，于是将方论专辑一帙而成此书。其中选录嘉言的论证大意，分注于《伤寒论》一百十三方之下，对仲景立方深义，作者则在方解部分进行阐发。它是一部配合喻著探究《伤寒论》立方本旨的参考书籍。张璐(字路玉)鉴于《伤寒论》的各家注本多歧而不一，从而感到“仲景书不可以不释，不释则世久而失传，尤不可多释，多释则词繁而易乱”，决心综合衷中，进行阐述。及得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1]和喻昌《尚论篇》等书，并广搜秘本，反复详玩，遂使早日所谓多歧的问题，逐渐澄清，归于一贯，康熙六年(1667)著成《伤寒缵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他在《自序》中说：“缵者，祖仲景之文；绪者，理诸家之纷纭而清出之，以异仲景之法，汇明其源流”。
《缵论》、《绪论》相辅而行，其所诠释，大都能博采众长，参以己见，条理明晰，读之使人豁然。不足的是此书“纂集昔贤后人方论，大半不标名姓，然亦每多偏僻处”[12]，在阅读时如不着意揣摩，则不易辨识，有些不便。张氏的长子名登(字诞光)，著有《伤寒舌鉴》，二子名倬 (字飞畴)，著有《伤寒兼证析义》，都继承了其父的医学事业，这两部著作，可视为张氏二书的附篇。

张志聪对《伤寒论》致力尤深，曾详加注释，稿未成而病逝。后山高士栻重予编纂，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补成书，名《伤寒论集注》 (六卷)。书中选集前人注疏，并有不少张、高二氏的见解，以使读论者学有所本，务期致用。但也有一些附会臆测之说。
柯琴(字韵伯)根据“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13]的基本思想，对《伤寒论》原文逐句加以校正，康熙八年（1669)著成《伤寒论注》。其特点是“以证为主”，各按相关条目归纳类聚，进行疏释。全书眉目清楚，并有个人见解。确实做到了他在此书《自序》中所说的：“分篇汇论，挈其大纲，详其细目。证因类聚，方随附之。倒句讹字，悉为改正。异端邪说，一切辨明。歧伯、仲景之隐旨，发挥本论各条之下。”柯氏为进一步阐述其“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节制。六经各有伤寒，外伤寒中独有六经”[14]的观点，康熙十三年(1674)著成《伤寒论翼》 (二卷)。上卷列论伤寒大法，六经正义，合病并病及风寒，温暑、痉湿等证，后附平脉法；下卷纲领性地叙述六经分证。书末附有制方大法，是一部《伤寒论》的辅助读物。柯氏还著有《伤寒附翼》 (二卷)，专论《伤寒》诸方，结合病因、病理和脉证来阐论方义及其应用。是一部研究《伤寒论》方剂的书籍．后来将上述三部著作合编成为一帙，名《伤寒来苏集》。识者评论此书书：
“皆根柢六经治病，推究愈为细密。前人称为方(有执)、喻(昌)后之集成，良不诬云”[15]。全书使《伤寒》辨姙论治之法更切实用和易于遵循，是继元代王好古之后以六经分类归纳某些杂证，并能曲畅典籍奥义的一部著作．故对后世具有相当影响。
尤怡(字在湿)，所著《伤寒贯珠集》(八卷)嘉庆十五年(1810)刊行，也以六经为纲编撰而成，每经均先列正治法，随后分别列有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脏病、经病等法，凡对病机的进退，各有法以为辨，使读者先得其法，后可运用其方，分证甚晰，一目了然。所以此书与韵伯《来苏集》，为世所并重。
徐大椿经过三十年的研究，认为《伤寒论》本不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无定序”[16]，遂不以六经分证，而将《伤寒论》中的一百十三方分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扬，柴胡汤等十二类，分别加以注解，乾隆二十四年(1759)著成《伤寒类方》 (一卷)。每类先列主方条文，并以同类方条文附述于后，末载六经脉法及别证变法。条分缕析，具有原委。“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诚至便之法”[17]。这是对《伤寒论》的又一种编纂，注释方法。
吴谦(字六吉)，乾隆时官太医院判，奉敕主编综合性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包括医学各科共十五种。其中《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与《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为吴氏自编。他认为古之医书有法无方，自《伤寒》、《金匮》后才开始有法有方，因其义理渊深，方法微奥，领会不易，每多讹错，所以旧注大多随文附会，难以传信，于是重为删订，逐条注释，“纠讹补漏，以标证治之正轨”[18]。《伤寒论注》在编次方面，将平脉法篇殿于后。末卷有正误、存疑，《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三阴三阳经脉图注及伤寒刺灸穴图等，颇较详备实用。《金匮要略注》卷末为正误存疑篇，就所列二十八条原文，一一加以辨析，这有助于对原文的研讨和理解。

徐彬(字忠可)撰于康熙十年(1671)的《金匮要略论注》(二十四卷)，是清代较早的《金匮》注本。《金匮》乃汉代遗书，文简义奥，学者很不易读，徐彬的注释，尚为显明，注后或补以论述，故名“论注”。此书“固足以表章前人，启牖末学”[19]，医家视为善本。周扬俊(字禹载)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金匮玉函经二注》 (二十二卷)，较徐注晚出十余年。周氏子《金匮要略》注家中，推崇元代赵良(字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遂以此书为兰本而予之补注，所以称为“二注”。补注部分，多取喻嘉言说，加以作者己见有所发挥。但有一定尊古崇圣之倾向。沈明宗(字目南)撰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的《金赃要略编注》(二十四卷)，初名《张仲景金匮要略》，后重刊时改题此名。沈氏认为世传的《金匮要略》刊本“头绪参差不贯，使观者如入雾径”[20]，与仲景原著有不符之处，主张“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21]，遂对《金匮要略》重新编次，以序例冠于篇首，并将以下的方论部分相贯于后，使之条理不紊，体例井然。其所铨释，亦颇有可取者。魏荔彤(字庚虞)撰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的《金匮要略本义》三卷，对各种病证的病机和治法，分析较为详细，但书中间有附会、不经之论，“文词庞杂”[22]是其缺点。
清代医家注释《金匮》较好的著作，要数尤怡于雍正七年(1729)著的《金匮要略心典》(三卷)。尤氏研读仲景书多年，领会较深。此书《自序》说，他在纂注时“覃精研思，物求当于古人之心而后已”。正因为“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所以才把这部书称为“心典”。他在注释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对原著的深文奥义，难以疏释的部分，宁可缺略，不强衍注，对传写致误的文句，一经发现，立予改正，对后人续入的条目，确有据者，即行删汰。《心典》一书，文笔简练，条理通达，确是研读《金匮》的重要参考书籍。尤氏的《金匮翼》(八卷)刊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是为了补充前书之不足而撰辑的。其特点是对内科杂病分类较细，选方切于实用。论者在评价这部书时说，“评其证候，析其治法，表里虚实之辩，补写温凉之用，开卷了然，如指掌焉。尽补《金匮》之所未备，实能羽翼《金匮》”[23]者。此外，还有黄元御的《金匮悬解》）（二十二卷)和陈念祖的《金匮要略浅注》 (十卷)。前书较详细地阐述了“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及“阳自阴生，阴由阳降”的理论，很有见地，后书通俗易懂，多为学者所诵读。
清代医家，对古代医学典籍的编纂整理及对经文的注释等方面，意见不同，争论甚烈，这主要表现在尊经守旧与求实革新的斗争，以及伤寒与温病、经方与时方的争论。其他方面，诸如关于命门和相火、三焦等基本理论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辩难的结果却有助于对我国医学宝库的发掘，并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清代医学的这种新趋势，不仅在大量的临证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而且在理论的运用上，具体地发挥着指导临床实践的作用。

在清代的药物学著述中，成就最为突出，而又最能反映其发展成果的，是刊于乾隆三十年(1765)，赵学敏(字恕轩)的《本草纲目拾遗》(十卷)。赵氏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虽然收录很是广博，但人们对药物的认识是不断前进的。各种药物生长既久、种类繁多，各地所产又不尽相同，如果不及时加以研究并有所记载，后人便不好识别，更无法继续进行研究。所以他在《拾遗》的《凡例》中说：“是书专为拾李氏之遗而作，凡纲目已登者，或治疗有未备，根实有未详，仍为补之。”全书收药共九百二十种，其中七百十六种为《纲目》所未载的新药。另一百六十种属于对《纲目》已收药物的补充内容。《拾遗》新增药物中，不少是民间药品，如太子参、冬虫夏草、万年青等。此外，还包括一些外来药物，如檀香油、金鸡勒(即金鸡纳)等。它较为概括而准确地反映了自明代《纲目》问世后我国本草发展所能达到的新阶段，如鸦胆子治疗冷痢，白毛夏枯草治疗高血压等方药，不仅为前代本草书籍中所无，且为后来临床证明确有良效的药物。《拾遗》在分类方面，也较《纲目》更为合理，增加了“藤”和“花”两部，删去“人”部，并将“金石”一分为二，共为十八部，更为符合实际，此书还对《纲目》的某些错误，作了订正。赵氏的治学态度至为严谨，选录非常审慎，有的得之于书史方志，有的辑之于世医先达，但都必须经过认真考查，证明确有效验，方行载入，同时还要标明出处，以为传信。如稍涉疑义．即弃而不收。有些药物，虽“不乏传方”，但“俱难责效，有似此者，概从删削，宁蹈缺略之讥，不为轻信所误”[32]。为进行实地观察，他还开辟了一个药圃，亲自栽培试验，他说：“草药为类最广，诸家所传，亦不一其说，于终未敢深信。”“兹集间登一二者，以曾种园圃中试验，故载之。否则宁从其略，不敢欺世也”[33]。在赵氏给《拾遗》各药写的按语中，这种崇尚实践的科学精神随处可见。
清代药物学中，影响较大的另一著作是刊行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吴其浚(字瀹斋)的《植物名实图考》。它是一部药用植物学专著。全书共三十八卷，收录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分为谷、蔬、果、木等十二类。每种植物都详细记载着形色、性味、产地及功用，并附有插图，重点说明药用价值。对同物异名或异物同名作了考订，还对历代本草书籍中的某些谬误有所匡正，颇具创见。此外，吴氏尚著有《植物名实图考长篇》，记载植物七百八十八种，此书本是《植物名实图考》的初稿，同样是一部研究我国药用植物的较有价值的著作。

三、温病学派的形成
明、清两代疫疠曾在南、北方多次较大规模地流行，许多医家在与其斗争中，对温病的认识和防治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从明代开始便有一些医家在病因、发病、传变过程以及治疗原则等方面，对温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全新的主张，到了清代乾隆年以后，江南一带则出现了一批力主温病不同于伤寒，专以温病名家的学者。他们各自著书立说，阐说其观点与主张，于是逐渐有了较为完整的温病辩证论治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派。
温病是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等多种热性病的总称。温病学派认为外感热病的发病与气候和季节有关，是由“六淫”、“戾气”、
“杂气”而致病。在温病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叶桂、吴瑭和王世雄。其中最为著名，而又一向被认为是清代温病学派的奠基人的，则是叶桂。
叶桂(字天士，号香岩)，世医出身。自劫继承家学，笃志于医，博通经史文赋。每闻有长于医术者，即奔往求教。先后拜师十七人。因其医理精通，临证经验丰富，三十岁时已名噪大江南北。叶氏处方不执成见，疗疾常获奇效，“于疑难证，或就其平日嗜好而得救法；或他医之方，略与变通服法；或竟不与药，而使居处饮食消息之，或于无病时予知其病；或予断数十年后。皆验”[47]。叶氏一生忙于诊务，而少于著述；他对温病学说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著成《温热论》[48]。此书记载了叶氏对温热病论述的精华部分。其基本内容是：一，明确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胞”[49]的论点，阐明了温病的传变规律和施治大法；二，创立了卫、气、营、血的辩证体系及其证治纲领；三，在诊断上，发展了前人的察舌、验齿和观察斑疹、白□（原字“疒”里“倍”的又半边）等方法，丰富了望诊的内容。叶氏这些创造性的论述，为清代温病学派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辩证原则。
在清代温病学派形成过程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医家吴瑭(字鞠通)，其学本子叶氏，但他认为叶氏的著作对温病的立论过简，而且一些可供借鉴的医案又散编于杂证之中，往往被人们忽视，遂决心“采辑历代名贤著述，去其驳杂，取其精微，间附己意以及考验”[50]，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著成《温病条辨》（六卷)。此书首先引述《内经》有关温病的条文并附加注释，
用以明确典籍中之根据；其次分列上、中、下焦三篇，详论风温、温热等九种温病的治法，最后附有杂说、救逆、病后调治及产后、小儿等篇，用以驳戒俗医的失误。层次分明，内容充实。吴瑭还依据叶氏的经验，提出清络、清营、育阴等治则，并化裁出一些有效的方剂。人们评价此书说：“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闳以肆”[51]，确非过誉之词。叶氏的温病学说，经过吴氏的必要补充，得到了提高，使之更臻于系统和完备，这是《温病条辨》一书，受到后来医家普遍重视的主要原因，也是此书所具有的创造性成就所在。
王世雄(字孟英)对温病学说的贡献，主要反映在他于咸丰二年(1852)编著的《温热经纬》(五卷)一书。该集首列《内经》、《伤寒论》有关温热病的原文为“经”，并引录前人的注文以阐明一些温热病病原、证侯及治法；次载叶天士、薛生白、陈平伯、余师愚四家治疗温病经验为“纬”，并将温热病的辩证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用以具体说明其发展规律；末附治疗温病常用方剂一百十三个及注释。王孟英在《白序》中说：“其中注释，择昔贤之善者而从之，间附管见，说‘雄按’二字以别之。”后人对此书的评价是：“采选各家论著，附以己意为之铨释，是为治温病之能手。故其所辑，均精而且详，当可遵而行之焉”[52]。王氏之《经纬》，使温病诸家分散的专著，汇为一编，采集精当，方便学者，是温病学说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要成果。
《温热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三书的问世，标志着清代温病学说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不仅丰富了温病学说本身，而且也为温病学派的形成，创立了较为鲜明的理论体系。

清代医学在祖国医学的发展史中，的确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医家辈出，医著甚多，贡献颇大，但头绪纷繁，问题复杂，因此，非一篇文章所能尽述。本文不过就某些主要问题，作了简要的介绍，勾画一个大致轮廓，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不足，这也许能为更好地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开创中医学术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对促进清代专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集》（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