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幕启的时候，我是一个跳猴皮筋跳得还不错的女孩子;而当“革命”被宣告结束，但幕布却迟迟难以落下的时候，我已被划入莫须有的集团，和一群思考着的青年一起，品尝了所谓思想罪的滋味。那年月这种反革命集团遍地都是。“革命”在铲除了大批大批的敌人之后，却为自己造就了更多新生的敌人，这似乎有点儿喜剧意味，只是置身其中的人是不会笑的。从十一岁到二十一岁，这无论如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吮吸和生长阶段。我确信文革的目的绝不是制作我这样的人，但我确是在那个时代生长的，吮吸那个时代的养分，无论这养分是来自至高无上的太阳，还是来自被踏入泥沼的垃圾。
回顾某个过去的年代似乎需要某种资格，而我没有，事实上我说不出我被什么席卷过，摧残过。我的父母太平常了，轮不到他们当“走资派”或“反动权威”;红卫兵运动时我小了几岁，根本不在那些刚刚进入变声期的中学生们的视线之内;我很早就做了学徒工，现在说起来当然要算童工，但那时没有这个说法，只站在大街上踮着脚尖，欢送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我自己因被遗忘而得以幸免;……我一直被革命搁置一旁，我想，我算得上是这场风暴的边缘人，假如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风暴也能遗落边缘人的话。
我至今记得1967年夏季，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我和姐姐在紧闭的玻璃窗下看《红岩》，她看得太快，我只能在书页上胡乱捕捉一些鲜亮的字眼，时而默读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未及回想它的音调，书页已经翻过去了。于是，《红岩》在我眼里，一直是断断续续的鲜亮刚烈的字眼，从来不是自然连缀的故事。天色暗下来，我们放下书走到廊下，发现天空中飘飞着许多东西，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气势，颜色十分丰富。
姐姐说:“是飞机撒传单了!”
我很兴奋，跟着姐姐跑出去捡。那些日子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过军用飞机飞过我们的楼顶，看见过从那巨物中播撒到天空的五色纸片。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在那个强制噤声的时代，舍身站出来说话的青年人是很多的，而且许多正是当年紧跟统帅的红卫兵，只是因为迅速而有效的镇压，我们彼此难以听见。
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应该开口说话;也是文化大革命教给我，一颗忠顺的螺丝钉必须自觉噤声。但前者对我的影响更深入一些。所以我说话，虽然极其微弱，并不足道。于是我成了“反革命”。
像毛利人的少年必须经受住三名成年男子的挑战，秘鲁的少年必须跳过一座悬崖，墨西哥的少年必须负巨石泅渡海峡，以证明他们的成年一样，这是我的成年礼。